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给我国带来了市场波动和金融不稳定,在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受到的负向冲击也会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的方式影响发达国家,产生回溢效应。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国际组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形成的区域性或全球性溢出效应的关注,并表示在制定政策时将不得不考虑它们的回溢效应。本文的研究能够补充货币政策跨国溢出效应理论体系,有利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制定以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开展。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首先,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框架,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明确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三种层次的目标,确定后文重点分析的变量。其次,构建了短期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从理论上推导我国对发达国家回溢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回溢效应的作用渠道。接着,分析了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回溢效应的现状。再接着,选取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构建SVA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中介目标的回溢效应;进一步地,考虑到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溢出,采用具有一定时变特征的贸易矩阵构建GVA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回溢效应。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及参与国际协调提供政策建议。通过构建短期两国开放理论模型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外汇储备的缩减、汇率贬值均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利率水平上升,进而影响发达国家的复苏进程,延缓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程。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是存在的,外汇储备渠道是最重要的作用渠道。G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降低美国和欧盟的产出,并对其产生通货紧缩压力,因而会对美国和欧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我国紧缩货币政策会降低日本的产出,并对其通货膨胀有微弱的抬升作用,但是对产出的降低作用大于对通胀的抬升作用,因此我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样会延缓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以及世界各国经贸联系的日趋紧密,我国已经具备了主动制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能力,可通过灵活调整外汇储备规模与结构、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等方式降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带来的负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