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为质量发展阶段,因而如何高质量的发展成为当前经济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宏观视角到微观层面,企业投资效率则更值得关注。当企业的投资效率越高时,说明投资行为是理性的、投资决策的质量是最优的,这将带动整个经济环境的“质量”发展,有利于完善市场机制;反之,当企业存在过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时,市场的有效性将显著降低。而高管作为投资决策主体,其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作为企业最具活力的资源,其合理的构成将更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实现长久经营。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等非完美因素将诱发管理者出现自利行为,使其投资决策出现偏差,这不仅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而且阻碍了企业达成最终的经营目标。为了缓解高管的非理性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少学者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出发,研究不同特征管理者存在的行为差异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然而,现有的大部分文献显示,研究主体主要为高管团队整体或是高管团队中的个体,研究对象则是各个成员的同质性特征或异质性特征;较少地提及团队内部的互动过程,即不同层级不同地位的管理者间存在的相互博弈的互动效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互动效应能够打开高管团队的内部“黑箱”,还原管理者在企业决策方案的制定、有限资源的配置等方面所表现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董事长与高管团队的垂直对关系为研究主体,从年龄、学历、性别三个方面确定垂直对特征差异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差异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另外,引入高管激励和高管权力,研究两类变量可能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如下:(1)其他条件不变时,符合社会规范的年龄垂直对特征差异越大,投资效率越高;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高管激励与高管权力均具有调节效应,能够调节垂直对特征(年龄、学历)差异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以上结论对于非效率投资企业进行人本治理、权力治理和激励治理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