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两章，重点考察葛洪的生平与著述；中编三章，集中论述《抱朴子外篇》的成书过程、撰写动机、思想倾向、文学思想及文学特征；下编三章，着力探讨葛洪的思想、人生追求与学术成就。关于葛洪的生平，本文从葛洪所处的时代与文献辨析入手，在详细考察其家世与生平的基础上，重点对葛洪的扶南之行、庚寅封侯以及卒年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考辨。认为《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确系葛洪手笔，其中所载葛洪早年的扶南之行属实，此行的时间应在光熙元年(306年)至永嘉四年(310年)之间；葛洪受封为“关中侯”的《庚寅诏书》，其他史籍也有记载，具体颁发时间在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三月初八(庚寅日)；葛洪的年寿及卒年，东晋中期袁宏的“六十一岁”说最为可信，其卒年应在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葛洪一生著述甚丰。历代史籍所载其作品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其中不少作品真伪难辨。经考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一所辑葛洪诗五首，都不是葛洪之作；《西京杂记》《汉武故事》等作品，也决非葛洪伪托。前人对葛洪作品的搜集，尚有遗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即是。《抱朴子外篇》是葛洪早年的代表作品，也是他“骋辞章于来世”的鸿篇巨制。葛洪于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开始草创《外篇》，经十多年的努力，至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大体写定；他撰写《外篇》的主要目的在于留名、助教、资治；《外篇》的思想虽然兼融百家，但基本倾向仍然属于儒家。就《抱朴子外篇》来看，葛洪的文学思想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在某些方面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文德并重、今胜于古、辞赡义深、品藻难一等主张，对文学的地位、发展以及文学创作的标准、文学批评的原则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涉及和论述。在由汉魏文论发展到六朝文论的过程中，葛洪的文学思想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抱朴子外篇》不仅继承借鉴了传统子书的说理方式，而且将连珠体广泛运用于子书的推论说理，创造性地运用骈体、赋体论事析理，表现出明显的骈化倾向。其风格是西晋“繁缛”文风的继续，并不体现东晋文的“平淡”风格。葛洪生逢乱世，又幼年失怙，故性格内向，不随世变。其家世、师承、交游中儒、道两种观念又交互影响，所以其思想明显不同于当时的玄谈之士，显示出“抱朴守拙”的个性。总体来看，葛洪的思想具有调和儒道、兼融百家的倾向，同时也经历了一个由以儒为主到以道为主的变化过程。与此相应，愤世嫉俗、贵今应变、笃信长生也成了其思想的几个主要特点。葛洪的一生，始则治身治国兼顾，终于弃人事而求长生，是出处两得的一生，也是出处两难的一生。葛洪所倡导的人生观，既是两晋时期门阀士族“仕隐兼修”、“身名俱泰”，既贪恋世俗生活又想得道成仙的人生观的反映，也是家世师承中儒道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静为逸民之宗，动为元凯之表”，葛洪的理想，也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梦想。葛洪注重养炼，追求长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对长生之道的探求，不仅是对葛玄、郑隐等人未竟事业的继承，也是时代意识强烈关注个体生命的客观反映。葛洪的尝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初衷，并不是故意欺妄世人，而是一种积极有为的、近乎科学的尝试。葛洪虽然生活在玄学盛行的两晋之交，但他所处地域及家学、师承都倾向于汉代儒学。受此影响，葛洪的学问也具有明显的汉学倾向。正因为这样，葛洪与玄学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对玄谈所引起的任诞世风提出严厉的批判，对老庄之学的不合世务屡有非议。但与此同时，他也崇尚以人物品评为主的汉末清议；在构建神仙道教理论的过程中，也吸收借鉴了玄学关于本末、有无、养生等问题的理论精华。作为“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的学者，葛洪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道教、化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我国古代卓越的道教理论家、化学家和医学家，而且也是两晋文坛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此外，葛洪在历史、文献、天文、地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对孙吴、西晋灭亡原因的总结，对《西京杂记》《肘后救卒方》的整理编集，对西晋以前道经目录的编撰，对浑天论的继承发展，对扶南等西南诸国方位特产的记述，都说明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