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兰曾指出,衡平法除了一些独立的理论外,还为英国法提供了一种崭新而极富创新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信托。在历史上,信托是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创新,它是“法律改革的工具”。推定信托是由英美法判例沉淀归纳出来的一种法律制度,是衡平法用来纠正违背信任义务的法律制度。信托制度的灵活性集中体现在推定信托。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没有其他种类的信托可以使用,但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又需要实施一项信托时,法院就可以推定成立一项信托。推定信托在英美法中最早是一种衡平法上的救济方式。设立推定信托的目的是纠正错误、阻止欺诈等。事实上,推定信托是一种法院推定成立的信托。如果法院宣告推定信托成立,则无正当原因持有财产的人就不能成为该财产的合法所有者,而被推定成为信托受托人,为其真实信托所有人(信托受益人)的利益持有并处置该财产,所获得的财产收益都归于信托受益人所拥有。这样一来,非法持有者不但要将非法所得的财产返还给合法所有人,还需将非法持有财产所获得的所有孳息收益一并返还。推定信托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能够适用于婚姻伴侣关系、非婚姻伴侣关系、讲究信任关系的商事领域、刑事法律上对犯罪所得的追回、负有信任义务的人对其受益人的关系,如公司的董事、高级经理等。长期以来,因为大陆法系坚持的法制传统与英美法系有别,特别是深受所有权绝对、一物一权等传统民法理论的束缚,大陆法系国家拒绝引入推定信托制度。在这种法制背景下,大陆法系学者往往将推定信托作为与其法制格格不入的制度加以排斥,从而缺乏对其应有的关注。我国信托法在2001年施行,当时并没有全面引进信托制度,现存的条文也多为明示信托设立,实为我国信托法立法一大遗憾。尽管我国现行信托法没有规定推定信托制度,但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着物债二元结构的相关规定以及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的法律制度,在这一点上为我国引入推定信托排除了理论障碍。反观我国的司法实践,就可以发现我国已有适用推定信托制度的先例。例如：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TMT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上诉案中,法官运用推定信托来解决法律问题,为在我国确立推定信托提供了司法实践上的支持。但是推定信托如同影子一般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虽然存在却并没有受到法学界的普遍关注,由此笔者对推定信托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我国信托法应当摆脱大陆法系“要件取向”思维模式的束缚,用一种发展和包容的眼光来重新理解信托的理念,通过对信托法的修改以及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为推定信托的移植寻求法律上的空间。当然,推定信托作为一个纯粹英美法的产物,要在继承大陆法系法律传统的中国扎根并实际发挥作用,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改造过程。其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巨大差异必然衍生一系列的冲突和不适应,规则从构建到成熟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如何在保持固有法律传统和民法制度完整性的前提下,利用推定信托的独特功能为完善我国民事救济机制添砖加瓦,还需要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和论证,希望相关的研究会因此而深化,并取得更多的成就。笔者基于信托法的视角,仔细对推定信托制度进行分析与研究,发现我国现行的信托法并没有将推定信托相关章节归入其中,在信托法的相关规定上也存在一些法律上的漏洞或者空白,影响了中国信托业的整体发展,更不利于充分发挥信托应有功能的实现。实际上,推定信托是信托类型的一种,信托法中相关规定与制度设计大多都可以为推定信托所用。因此,笔者以信托基本理论为出发点,探讨和阐述我国推定信托的民事司法价值,对我国移植推定信托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得出推定信托的双重所有权制度并不与我国物权法一物一权制度相冲突的结论,找到我国法律中存在的与推定信托相类似的规定,并且对我国推定信托制度的具体构建进行了简要分析探讨,提出修改信托法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基本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