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侠义资源。历代文人作品中也从来不乏对侠客形象的描写。犹其当“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雏形阶段的具体历史情境,逐渐演化成一种精神气质时,“侠”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汇入到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不乏“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五十年”这类借侠寄托自身情怀的作品。若逢乱世,更有血气方刚的文人躬亲示范,以自己的鲜血,演绎一段壮烈的侠义情怀。但是当历史的行程进入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时代,新文学作家对侠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侠和侠文化或者被认为是非科学的,荒诞不经的,悖于五四理性精神的;或者被当作“妨碍群众觉悟”的“反动意识形态”,打入另册。新文学作家笔下的侠客形象也早已不是传统模式的侠客。从时间上看,从晚清到五四是个渐进延续的过程;但从两代文人对侠与侠文化的态度看,这一时期却是一个断裂转折的过程。已经与整个文化传统一起积淀于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与文化心理之中的侠文化当然不会轻易就被一笔抹杀,但是在二十世纪大规模的反传统的现代化进程的浪潮中,侠文化却必然要遭受一系列的冲击和改造。传统侠文化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碰撞?这些碰撞又会如何在与时代脉搏同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侠客形象上体现?本文就试图从这些问题出发,探究传统侠文化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之间的碰撞,并分析这种碰撞对中国传统侠客形象的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家对侠文化的态度,因各种原因被后人单一化为“批判”。这一简单的结论,不仅掩盖了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后来的研究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研究。就现有的从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现代文学的研究的成果来看,存在着以下不足:一、停留在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各种资料的收集与梳理上,而且研究模式单一、流于浅层。二、研究者多从个别作家作品与侠文化的关系这一现象出发作一些个体的研究,还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侠客形象作一个整体的观照。上述现状与不足就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与思考的出发点。本论文从传统侠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入手,分析新文学作家对侠客形象的改写,这一写作意图就使本论文涉及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家作品、传统侠文化三个研究对象。为此,本论文抓取了作家的价值取向作为三个研究对象的连接点。价值取向与时代紧密相连,同时也决定着作家的人生之路和文化探索之路,以此为连接点可以很好的把三个研究对象组合在一起。具体到论述中,本论文首先依据陈思和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的概括,从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中选取出启蒙作家、市民诗人、革命作家三类作家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代表。进而又从这三类作家中分别选取鲁迅、老舍、知侠三位作家,以他们为个案,探究侠与时代主题启蒙、市民社会、革命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造成的传统侠客形象的改变。从而,窥斑见豹,对传统侠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碰撞,以及新文学作家笔下的侠客形象作一个整体的观照。在选取的三类作家中,启蒙作家把思想启蒙当作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反对脱离思想革命的单纯的政权变革,反对无谓的流血牺牲。这在无形中消解了传统侠客用身体构建的神话。所以在启蒙作家笔下出现了失败的身体祭献者这样的侠客形象。为正义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宴之敖者,他身体的祭献最终沦为无聊看客眼中的表演,没有任何意义。传统侠客树立在身体祭献上的形象轰然倒塌。市民诗人凭借他们对市民生活的熟悉,对凡俗人生的通脱认识与理解,以及新文学作家开阔的视野和犀利的目光,对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侠的生活面貌做了真实深刻的揭露。那个市井中卑微、可笑甚至有些委琐、窝囊的行侠者丁二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惶惑、失落又偏执、狭隘的末代枪王失去了传统诗学文化笼罩在传统侠客身上的神化的光环,却承载了更多的现实内涵。而亲身经历过中国这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的革命作家,在革命中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史观,也深知集体性、阶级性对革命的重要性。所以,当他们在革命胜利后,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这场革命时,自然就把他们在战争中接受的阶级斗争史观作为他们记录这场战争的指导思想,把阶级性、集体性、纪律性作为无产阶级战士首要的条件。因此,革命作家笔下的侠客形象一反传统侠客不拘礼法、任情而行的独立不羁的形象,成为有纪律、有组织、服从大局、以集体利益至上的无产阶级战士。从身体想象的解构到神化光环的消失再到个人主义的批判,启蒙作家、市民诗人和革命作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传统侠客形象进行了改写,塑造出与传统侠客形象大相径庭的新侠客形象。这是时代与传统撞击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学作家对传统侠文化继承与再创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