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界开始出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的微观层面过渡到语境、历史、文化的宏观层面,并逐渐摆脱了对翻译标准的规范性的研究,转而考量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当翻译标准的客观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开始从文本中浮现出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在后殖民研究中,翻译也已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一系列关于身份认同的隐喻,日益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以诗歌和译作闻名于世。他不仅是叶芝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同时还是一流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然而,希尼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必须置放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情境和后殖民创作与文化研究的双重语境中,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他抛开对文学经典的成见,在翻译中嵌入方言,重新书写了经典文本,在为其赋予活力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民族主体,完成了民族身份认同。通过翻译和创作,希尼向英语世界证明,民族的主体性并不是单一的政治实存,同样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民族的主体性是一体两面的事物,个体和民族的融合,弱势民族重塑主体性的理想,这些都可以通过翻译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本文充分考虑到希尼研究中的空白点,侧重于希尼比较著名的译作《贝奥武甫》、《特洛伊的治愈》,同时参照希尼翻译的爱尔兰史诗《斯威尼的疯狂》和希尼的诗歌创作,结合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操纵学派”学者西奥·赫曼斯、玛丽亚·提莫志克,庶民研究领域的印度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霍米·巴巴、查克拉巴迪等人的后殖民及翻译理论,分析希尼如何选择不同的文本来进行阐释,并将之转化为本土的思想资源,诠释翻译和历史之于民族主体生成的重要性,揭示出希尼如何成为后殖民研究和创作的范例的原因,以及他的文化实践对爱尔兰的民族话语和欧洲翻译理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