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行政管理效率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扩张是政府规模发展演变的总趋势。因而,把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内为最佳,一直是各国学者和政界所关注的问题。如何把政府规模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始终是各国行政改革追求的目标。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适度政府规模的研究多数是从政府主体为切入点,缺少其他角度的分析。本文试图以政府服务的客体及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政府及其服务客体,探讨我国政府规模的适度标准;通过对微观样本进行分析,研究我国适度政府规模评价的系统定量分析方法。并且提出了政府适度规模的含义,即政府的人员和机构规模符合服务客体的要求,政府主体的职能、权利和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应有的范围之内,同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能够得到“客户”的总体满意。在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笔者主要讨论了政府服务客体因素,包括经济、社会、人口、地域、文化、科技和政治等服务客体的特征指标,其中特别提出了社会和谐度的概念。在论证了政府规模与政府服务客体之间的关系后,笔者提出了政府规模扩张有其必然性。笔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主要是因为社会需求的增加,官僚及官僚制度的影响,利益集团的诱导,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的价格增加和财政幻觉等因素的存在所导致的。虽然政府规模的增长是必然的,但并不是随意的和无限制的,这种增长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必须与社会的需求大体相适应。笔者随后说明了政府规模过度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使用回归方法论述了政府规模无限扩张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后,笔者实证地分析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笔者提出了评价适度政府规模的标准,即政府与市场的耦合度和政府成本与政府效益的平衡度。政府的合理规模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与政府行政成本的比例关系,当政府规模达到政府“再内化”一项新政府职能所引起的管理成本等于“市场”(即社会)来履行该项职能的费用时,政府规模就是适度的。笔者同时指出政府规模的评价应该基于“企业家政府”模式,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正确认识政府规模问题中投入产出的关系。最后,笔者对北京市劲松街道政府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评价政府产出时将居民满意度作为主要指标,并采用一系列对于具体公共物品或者服务的满意度组成一系列指标体系,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将指标量化,分析过程及结果对于同类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