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在世界范围内，认同政治的理念正风行未艾。认同政治实质上是差异政治，所谓认同(identity)，就是要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及关系。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夷夏之辨”与“礼仪中国”这两种认同模式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两种观念都能从《春秋》的夷夏论中找到根据。“中国”是否就是指汉族国家?少数民族王朝是“中国”王朝吗?类似的问题在少数民族王朝统治时期往往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作为少数民族王朝的清朝由于其少数民族的地位，也由于其取得政权的方式，而被汉族认为是不合法的，但随后清王朝依靠其相对良好的统治和今文经学的夷夏相对化理论为自己建立了合法性。降及晚清，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晚清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处于一种复杂而缠绕的状态，本土的知识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来自西方的知识则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同人物对不同理论资源的接受和汲取，就可能导致对中国认同问题产生极为不同的主张，古今中西的分歧混杂在一起。以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从传统的夷夏之辨出发，再吸收西方民族主义的学理，持一种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汉族国家才是中国。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尽管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民族主义本身与民权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立宪派的康有为从今文经学的知识资源出发，拒绝民族主义的认同模式，他力图从文化上为中国寻找认同的根据，在政治上将清帝国直接转化为主权国家。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只身一人成为革命派的主要论敌，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晚清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中国民国的建立则标志着现代中国认同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