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话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这样的话开始了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所谓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776，中译本，第5页)在经济学研究者那里，一提起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就等于说生产力的提高。不仅如此，各国的经济史表明，劳动分工在制度变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制度变迁从本质上说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则的变化；而行为规则借以变化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进步；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进步往往通过劳动分工不断拓展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早就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上”。(马克思，1845，中译本，第2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分工内生了制度变迁，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改变了人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利益格局，所以马克思说：“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个不同阶段”。(马克思，1845，中译本，第26页) 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首先分析了劳动分工如何诱致了市场经济制度，按照本文的观点，市场经济制度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社会工具，更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处理人与人交易关系、利益纠纷，提高交易效率和生产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起源、性质和演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分工得不到大力发展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育的。进一步讲，在市场制度出现之后，才会出现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相分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离的情况，才会需要企业这样一种制度来降低分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市场交易费用、获取企业内部“合作剩余”。既然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与劳动分工息息相关，那么，从整体上看，经济制度的每一步变迁都和劳动分工相联系着，因为劳动分工最终改变了制度赖以存在的资源察赋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单纯的制度变迁如果不符合要素察赋结构的需求且没有新质劳动分工的支撑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其制度本身也难以被普遍认可。相应的理论含义是，制度变迁应按自我扩展、自我组织的路径展开，而非人为的构建。为了验证本文的观点，笔者以发生在温州的制度变迁为案例，分析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劳动分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并得出相应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