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历来都无法在翻译标准上达成一致。上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理论界的文化学派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研究新方向极大地拓展了译者和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我们认为文学翻译批评的研究重点应当转向影响翻译过程的文化因素。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大卫·科波菲尔》的四个中译本进行了比较。这四个译本分别是1914年由林纾、魏易合译的《块肉余生述》,1958年由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1982年由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以及2003年由庄绎传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本文目的在于探求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和译者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译本中的体现。本文文献综述部分简要回顾了翻译理论史,着重探求文化研究在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演进,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批评的影响。然后,通过对四个译本的字、词、句的比较,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林译的归化程度最高;董译无论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最忠实于原文;张译的最大特点是既忠实又通顺,并有大量详实的注解;而庄译最为简明清晰。最后,本文详尽分析了四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当时的汉语语言特点、四位译者的翻译特点和思想;以及上述因素对译本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四译本的分析、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文学翻译批评不应仅局限于对译本的错误纠正和标准制订,而应该深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背景研究之中。本文期望,将有更多的文学翻译批评从文化角度切入,得到新的收获,以引起翻译工作者对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更大关注,从而提高翻译质量。相信这一工作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