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沈从文的生命。然而，沈从文所说的“音乐”与我们平常所说的“音乐”不一样，它不仅包括作为艺术形式的“人工之乐”，还包括自然万象中的“天籁之音”和无声幻象的“心灵之乐”等。不同的音乐类型对沈从文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后两种音乐体验带有明显的“忘我沉迷性”、“体悟性”、“超言说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与湘西巫乐文化存在着隐秘的联系。音乐对于沈从文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沈从文的主要思想命题的形成（如，生命、神性、抽象等等），都与其音乐体验存在紧密的联系。“忘我”的音乐体验让沈从文从世俗哀乐和人为偏见中超越出来，对生命意义获得新的认识，从而引导生命向更崇高的目标发展。他所说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极度完美、自由、本真的状态中感受到的生命澄明之境。这种澄明之境与道家的“逍遥游”一样，既是生命的最高形态，也是一种神秘的“体悟”状态。沈从文的“神”、“神性”观念就是在这类体验中把握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神”思想是对于湘西巫文化的继承和提升。因为在湘西，“神”并不是人们在清醒状态下领会的，而是借助“乐舞仪式”步入迷狂之中的“心会”。沈从文有时用“抽象”一词来指代这种潜意识弥漫的心灵境界。沈从文还是20世纪少数几个形成了系统的以音乐“重造”民族道德、社会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情感的枯竭、人性的扭曲以及生命神性的丧失，因而提出了“神之重造”的观念。“神之重造”直接来源于巫术仪式的直观体验。它是人们在一种“忘我”的沉迷状态中获得的对于“神圣”的觉悟。由于“乐”是“巫术仪式”的本质，“神之重造”进一步发展便演化出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思想——借助“音乐”来将封建意识下形成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从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思想具备了较完整的体系——艺术教育是基础，为培养合格的公民和政治家做准备；城市文化的“音乐化”设计是关键，艺术对于全体公民的情感教育是形成新的社会政治局面的重要途径；政治体制的“音乐化”改造是其保障，只有在心理健全的人的引导下，中国才能走向新的局面。沈从文的上述构想都基于一个信念——音乐能够改造人的心灵，让扭曲的、冷漠的灵魂恢复正常。这个观点虽然后来被马斯洛等心理学家所证实，然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它并非来源于某个实验或者某个现成的科学发现，而是其亲身体验。音乐对于沈从文的创作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以音乐为借鉴，并将其引入文学创作及理论的也不乏其人。然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对于音乐的“借鉴”与别的作家不一样。由于受湘西半原始文化中的“互渗”思维的影响，在沈从文眼里，“文学”与“音乐”既是两种分别的艺术形式，又是同一的。因此，其文学创作对于音乐的“借鉴”并不是对乐曲的“机械照搬”，而是一种自由无碍的转化。情绪（生命）是文学与音乐自由转化的契合点。在沈从文看来，一切艺术形式，不论是音乐、美术、建筑还是文学，都是情绪与生命的载体。这个观点在沈从文作品的主题、内容、措辞乃至标题上都有所体现——不仅音乐所传达的生命感悟可以转移到文学创作当中去，音乐处理情绪（生命）的方式与技巧也可以给文学创作提供启示。或者说，音乐不光能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提供创作的契机和内容，还能启发沈从文对于小说叙事结构与节奏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学作品视为“生命”的载体也使得沈从文的文学功用观呈现出独有的面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般的作家总是以作品承载某种社会思想（如进化论、民主、共产主义等等）来“说教”读者，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沈从文的“文学功用观”虽然也包含了一定的“说教”成分，但主要是通过改造人的非理性层面（情绪、生命）来实现的。沈从文所说的“经典重造”并不是设定“教条”让人去遵守，而是用“美”去改造人性的底蕴，消除“本质上之翳阴与霉斑，使其莹洁透明，如美玉纯金”。也就是说，沈从文“经典重造”的最后成绩不是一本“道德法典”，而是一群“莹洁透明”的心灵。传统功用文学观以道制欲，压制人的“生命”。沈从文的“经典重造”却恰恰相反，他肯定人的生命，尤其肯定人类追求“美”的本性，并认为文学作品只有将人类被政治偏见、金钱与道德压制的“本性”释放出来，才能重新燃起追求更高原则的生命热情。如此一来，个体生命建构与民族的道德建构便取得了内在的统一。这种观点同样是受到音乐启发而形成的。本文从跨学科角度剖析沈从文及其创作与音乐的关系，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沈从文研究，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亦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