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已经成为投资大国之一,人们的目光也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量”转向了“质”,以实现中国从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的飞跃。OFDI效率是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利用程度的指标,是对“量”到“质”的转变的重要评估手段,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在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全球很大范围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造成了消极影响,且影响力正逐渐扩大。因此,在探究中国OFDI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时,应当纳入对沿线国家金融环境差异的考量。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9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环境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带来的影响,并测算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由于沿线部分国家存在因战乱频发、政局动荡等原因导致数据存在缺失,在综合权衡本文研究样本数据的全面性和模型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之上,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2009年至2017年各指标数据进行筛选,剔除了在某一指标上缺失数据超过3个的国家,对单一指标上数据缺失少于三个的国家,通过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齐处理,最终筛选出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该30个国家2009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沿线国家金融环境差异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进行测算和分析。首先,本文测定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适用性,在确认适用后,通过纳入非效率项因素和时变因素对影响OFDI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各国GDP、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对中国OFDI效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各国人均GDP、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地理距离对OFDI效率有限制负向抑制作用。金融环境差异变量中,贸易发展、私营部门国内信贷、获得融资难易度、PPP因子与实际汇率的比值四项指标同OFDI效率显著正相关;银行贷款融资占比、总储蓄两项指标同OFDI效率显著负相关;银行稳健性对OFDI效率影响甚微。其次,本文对中国OFDI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通过分别对中国OFDI效率的区位差异和时变差异进行描述,可以看出我国在东南亚、中欧、独联体三个板块中投资效率较高,其中,对独联体国家的投直接资效率最高;中国在中亚及东亚、中东板块OFDI效率从整体上看来保持在中等水平;中国在南亚和东欧板块OFDI效率,效率均值最低,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巨大。总体来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直接投资活动处于低效率水平,我国在沿线国家OFDI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挖掘潜力巨大。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得到的最终结果,在综合考量金融环境影响OFDI效率的各个因素,在投资抉择、区位选择、产业优化和风险防范四个方面针对如何提高我国OFDI效率提出了具体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