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哲学家往往通过诠释经典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郭象·庄予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既谓之诠释，自然包含着解释与重构两个方面。本文就试图通过对《郭象·庄了注》的探研，在重视概念、范畴的历史延续性的同时，着重发掘它们之间的意义变化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哲学意义，以管窥郭象哲学的逻辑建构。 导论部分作为全文的引子，主要是论述“道”的一般哲学意义及其在老、庄哲学中的特殊呈现。“道”是道家哲学立论之基础，道家的一切理论都奠基于其道论之上。概言之，原始道家认为“道”涵具宇宙究竟义与宇宙规律义，但它并不是西方那种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客观性法则，而是与社会人生有着紧密的联系，故其着意强调的乃是道作为生命主体人格证成的终极趋向的价值意义。较于老子，庄子的“道”具有更多主观含义，他将“道”内化为主体生命精神，并以此为媒介将小我生命与宇宙大化联为一体。与之相关联，在道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上，老庄道家虽然都偏重于通过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来“得道”，但仔细分析起来，老子的直觉体悟应属于理性直观，而庄子则属于审美直觉。郭象对于庄子哲学的重构，也正是由解构道体入手的。 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了郭象解构“道体”，确立“独化”论的逻辑过程。虽然“道”具有多种含义，但老、庄皆从有、无立论，并且都着重强调道的无可规制性。然而无论是王弼的“贵无”抑或是裴颁的“崇有”，皆执著于一偏，且未能深契时代精神。至于郭象，则将本体导入存在之中，提出了一种另外形态的本体论。郭象首先将无定义为虚无，继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老了、庄予都肯定的“道”的无所不在的周遍性消解了“道”的存在，同时改造了“有”范畴，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将“有”视作宇宙间唯一真实的存在，肯定了“有”乃“自有”，而非它物使之有。 第二章论述了郭象对庄子的“性”范畴及“无为”范畴的改造与发展。 “性”范畴是郭象将其“独化”理论贯通社会人生的基石。郭象认为物皆有性，且性是不可移异的，是此物区别于他物的根本点，而且人性中天然包含着仁义伦理道德。在世俗行为原则上，老子、庄子都主张法天贵真，虚寂无为。其作为人生之标准虽具有无上的价值意义，却不具有沟通现实人生的可操作性。郭象也主张“无为”，但并非“不为”，而是“为”与“不为”的有机统一。他认为真正的“无为”是顺任物性的，并且认为判断是否是真正的“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认识主体的“无心”、“无怀”，而不在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达到“无心”、“无怀”的关键则在于认识丰体的“忘”。这就将老、庄所说的无为转为忘为。 第三章论述了郭象的自然论与名教论。“自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是对道之属性和人之存在的本真状态所做出的一种描述。老、庄从道、物对立处入于，着力强调道之自然，而郭象不承认有任何超越于现实存有之上的存在，故将其诠解为物之自然，进而释为性本自然，这也为他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内圣外王”是古时政治理想的代表观念。然而儒、道两家的理论侧重点不同，大体言之，孔子重名教，老、庄尚自然，郭象虽把名教看作自然之迹，但不可由此得出郭象否定名教的结论，因为他从性中开出名教来，将治天下与养性命贯通为一事。第四章论述了郭象哲学的理论归宿——玄冥。在郭象哲学中，玄冥意指一种物物相合的状态或是体认独化的方式。它解决了郭象哲学体系中潜含的诸多矛盾抵牾之处。在本体论上，玄冥是独化之至，在人生论上，“玄冥”即是“无心而顺有”，同时又暗示了一种超拔存有的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境界。此外，玄冥又蕴涵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