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而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的依赖越来越重,而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受制于要素禀赋的约束,我国按照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一直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而疏于关注产品质量。伴随我国对外开放,自上而下的区域开发战略全面实施,经济功能区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区域性要素禀赋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起点,其对非区域性要素的效率选择决定了非区域性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了区际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内容及性质,影响了社会生产聚集水平。经济聚集度增加,非区域性要素净流入,区域要素适宜度水平得到提高,地区经济也得以发展。此时区域内要素禀赋也会发生自我累积及动态变化,其所决定的经济聚集的性质和特征也会因此改变,区域经济由此向更高层级发展,趋向帕累托最优。相反则是非区域性要素呈现净流出,经济聚集度下降。这一动态过程伴随着功能区政府政策的引导,干预了要素流动与配置影响了产业结构,最终影响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从要素集聚视角探讨经济功能区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这对于丰富贸易理论的内涵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文共7章,第1章开篇导言,重点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全篇使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等。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前人成果为本研究构建理论基础、模型分析以及运用研究方法提供了参考价值,经过梳理现有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贡献与不足,未能发现将经济功能区直接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相联系的学术研究。本文尝试弥合这一空白,为学科拓展做出研究贡献。第3章回顾了经济功能区的演进,分析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发展变化。经济功能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成果,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过程,凭借其先天优势更为接近市场经济的要求,极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而关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发展的论述数量较多,但由于数据的局限、统计方法的差异,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进而引发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第4章尝试对经济功能区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展开讨论,就出口产品质量的度量与理论渊源、功能区基于要素视角对出口质量作用机制的分析、相关理论模型、经济功能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等逐一说明。即立足要素流动,分析制度设计对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作用机制。实证研究为第5章和第6章。我国的经济功能区从行政属地划分出来,管理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其政策也同样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制,这为我们研究经济功能区的政策差异及其对于产业聚集、企业聚集以及产品出口的影响提供了实证分析的依据。全文借助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企业-产品”层面数据库(2000—2006年),选择了以PSM-DID方法为主的计量模型与实证方法。第5章整体检验了经济功能区对要素聚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就全样本而言,在考虑了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时间效应、地区效应、行业效应等其他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得出经济功能区相对于非功能区而言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结果。分析中发现,由于各地区要素配置效率不同,使得各地经济功能区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同,经济功能区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也不相同。于是,进一步做了分地区分行业的检验。其中,东部沿海经济功能区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非沿海功能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继而考虑到企业进入功能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时滞性,这意味着进入功能区经过一段时间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经过计量分析,随着经济功能区内优势要素的集聚,非区域性要素的持续供给有效满足了区域性要素的生产需要,逐步促进了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但是功能区内生产要素的承载能力有限,当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效率达到一定水平后,形成区内产业拥挤,从而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减弱。结果表明企业进入功能区时间的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基于这一分析,第6章秉承了PSM-DID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具体解析了这一正向影响源于优势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首先,为了检验资本要素对于出口质量的影响,选用企业外商资本比实收资本的对数计算外资比率来具体衡量资本要素,在计算中用“fdibl”表示。此时,处理组是功能区出口企业,对照组则包括非功能区经过匹配的全部企业。全文控制变量保持一致,具体包括:(1)销售收入;(2)从业人数;(3)资产总计;(4)人均工资;(5)财务状况;(6)利润率;(7)企业年龄。另外,固定效应包括了时间固定效应、行业效应以及地区效应。计量估计中我们最为关心(功能区×时间×FDI)的系数值,估计结果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非功能区经过匹配的全部企业而言,FDI并没有为功能区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带来正向促进作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并不以能为东道国带来任何正向溢出、协助其提高当地生产力为首要考虑因素。结论说明资本要素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测度技术要素的章节,本文改变了以往以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技术变量的研究传统,选取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作为测度技术要素的变量。因为TFP反映的是扣除要素贡献后的“剩余”生产率水平,它通常被理解为由于技术因素的变化等非生产性投入要素而使产能增加的贡献,是技术要素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为了规避直接使用索罗残差算法存在的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和同步偏差(Simultaneous Bias),本文选用了LP的估算方法,得出了技术创新要素作为协同因素,促使经济功能区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结论,优化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在测度要素配置这一影响因素时,本文参考了阳佳余老师的算法,综合使用了反映企业多维融资能力和渠道的财务信息,构建了包括9个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涵盖了企业多种融资渠道的综合约束指标。这9个指标的共同之处是:数值越大,融资约束越小。而综合测评的分数则统计了上述9个指标中处于同年同行业中相应指标前五分之一的指标个数并加总求和。由于本文已尽可能控制多种融资约束指标的影响,交互项前的系数仍然呈现了显著为正的结果。说明经济功能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相对于非功能区而言存在显著差异,即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最后,第7章归纳了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对于尚存的研究局限与不足之处也做了总结,并为未来研究找到了探索方向。主要结论是:就全样本而言,经济功能区整体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其中,沿海功能区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非沿海功能区其“功能区效应”不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有力解释。经济功能区呈现为要素集散地以及不同层次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体,各经济功能区之间具有异质性从而形成总体上的非均质经济。进而提出了有关如何改善经济功能区生产要素适度配置及科学管理的政策建议,以使其更大限度助力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首先解析了经济功能区的制度设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对象经济功能区要比通常文献中使用的城市层面数据更微观至县级行政单位,还考虑了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与要素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是理论模型的创新,通过基本理论推导得出经济功能区、要素流动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传导机制,以数学方式直观而形象地概括事物内在联系、描述客观现象;第三,研究质量这一问题使用了恰当的计量方法,克服了内生性,提高了计量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健性。全文将中国特色的企业生存异质空间纳入分析框架,以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将制度设计作为影响因素立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具有一定独创性。发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的各类经济功能区,不仅体现了国家宏观战略规划与地区谋求发展的共同愿景,也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带来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对于学科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