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研究在当今学界已经成为热点,与其有关的学术论著已经汗牛充栋,几乎关涉到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各个层面,尽管褒贬不一,但章学诚基本被今人定型为清代的卓越史学家之一,与其在清代黯淡的学术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章学诚卓越史家形象的建构与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章学从学术地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显学,不仅反映了其学术思想自身的价值,更能够体现学术环境变迁之下的章学迎合了门径各异的不同学者的需要,民国学者对章学的诠释和解读亦体现了民国学术的中西和新旧之争。基于此,本文至少涵盖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提出主旨与研究对象,并对相关概念进行阐释。梳理学术前史,了解研究现状和留存问题。指出现有的章学诚研究成果多立足于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本身,对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时期关注度不够,多为个案研究且对不少学人的章学诚研究有所忽视,对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与民国学术之关系发掘不够。其二,章学诚生平事迹及章学的早期传播。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其《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堪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作。章学诚在其有生之年,不仅生活窘迫,其著述也不为当时学界所重,流传范围有限。到了晚清,章学引起了谭献、李慈铭等学者的关注,在毁誉交加中踽踽独行,章学的经世价值亦引起了晚清经世派学者的重视。其三,民国学者考证章学诚生平事迹及整理其著述之成就。胡适所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不仅更加详尽地反映了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大要,也引起了当时学界的“章学诚热”,在胡谱的基础上,民国学者相继订补和撰著了更加详尽的章学诚年谱,章学诚的生平事迹日益明晰。嘉业堂《章氏遗书》的刊刻和张述祖、孙次舟等学者对章学诚著述版本及流传的考证为当时的章学诚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其四,民国学者对章学诚《文史通义》专书的研究。《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在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之际,受到了不同学者的广泛关注。叶长青和叶瑛为其作注,钱基博为之作撰写解题专书。刘咸忻之学多出自章学诚,其《(文史通义)识语》在申说章学之时亦能指出其不足之处,表现出其在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吕思勉的《(文史通义)评》多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立论,评价章氏之学,多通达之见。张舜徽的《(文史通义>平议》则以汉宋兼采的通人之风审视章学,多中肯之论。其五,传统学术视角下的章学解读。在清末民初子学复兴的背景下,孙德谦、张尔田由章学诚“官师合一”、“政教合一”之旨推演诸子之学本于官守,鼓吹诸子学的实用价值。对章学诚的批评也显示出其浓厚的今文经学倾向。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以礼论史,与章学多有契合之处,在章学的基础上亦多有发明,反映出其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其六,章学诠释的趋新倾向。在民国西学大量输入的背景下,趋新之士开始试图以西学诠释章学。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多从新史学的角度审视章学。本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在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章学的评价多以西学为参照。自胡适、梁启超后,章学被打上了世界学术的烙印,将其与西学比较者不绝如缕。最后,章学诠释与民国学术。在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之际,学者对章学的不同诠释反映出民国学术的纷繁面相。在传统学术近代化的这一重要历程中,学人对章学的诠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本指”与“所指”日渐偏离,在“六经皆史料”占据主流的民国学界,经学日益衰落,史家对新史料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对章学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有以西学审视章学者,亦有以章学抗衡西学者,学术的新旧之争日益凸显,学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章学也被纳入到清代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的谱系之中,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大为提升。章学在民国时期成为显学,与章学迎合了当时学人的不同需要密不可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成为当时学者建设以史料为宗的实证主义新史学的理论支撑；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也为不少方志学家所接受,对民国方志的纂修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思想亦为民国时期的目录学家所接受,并对近代图书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