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术界对法外空间的主要争议在于是否承认该空间的存在或是否有意义。考夫曼的法外空间说并非讨论以上问题,而是对两个重点命题进行阐述:第一,将法外空间说运用于解决刑事边缘案例是适当的;第二,法外空间说能够在其他领域发挥更大价值。针对刑法中难以用“合法”与“违法”解决的疑难问题,法外空间说的处理办法是保留而不作评价,该学说目的在于解决悲剧案件中的个案正义难题,为相关案例提供新的解决路径。同时,法外空间说作为考夫曼核心思想的产物,能够为多元风险社会诸多难题的解决带来启示。因此,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部分讨论考夫曼法外空间说的构成及实践价值。第一部分基于考夫曼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所要解决的时代难题,探讨考夫曼法外空间说产生的动机。“纳粹”、“二战”的经历使其痛斥极权专制,但实证论与传统自然法都不能恰当处理极权统治下的“不法的法律”,考夫曼意识到唯有“第三条路径”的思考方式才能触及这些难题的核心。法外空间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了诞生的契机。考夫曼的法外空间说属于类型化概念,类型化概念固有的“模糊性”造成了众多学者对该学说的误解。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将其他学者对法外空间的理解与考夫曼法外空间说作对比,归纳出考夫曼法外空间说的构成要件,主要包含三点:1.受法律调整的行为;2.“合法”与“违法”难以作为案件评价标准;3.法律保持沉默。其后将构成要件运用于案例评析,展示出了法外空间说具有的现实价值,如在“木板案”中既解决了个案正义又维护了制定法的稳定性;“911恐怖袭击案”为风险社会中如何行事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强调法外空间说的运用必须遵循严格的适用标准,否则可能造成法秩序的破坏。最后部分在对法外空间说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探究该学说的实践价值及在中国法律语境下的运用。面对当下中国制定法体系快速扩张,忽视了诸多暗藏的隐患,法律人在立法及司法运用中应尽可能的在多元风险社会中保持宽容的态度,因此法外空间说恰好能为中国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裁判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