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状况与文学翻译趋向转变的关系，外国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并探讨五四译论与当代译论之关联。 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勃兴，这些社团不但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相对稳定的撰稿人，且多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活动，形成了较为整齐的翻译队伍。各个团体具有不同的译介倾向，无论是原作的流派、体裁、题材、国别、影响力，还是译者的选择、过滤、转化，及至翻译作品的出版、传播途径，都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成为论争纷起的时期，如新文化人与林纾、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郑振铎与沈泽民等。关于文学翻译的论争涉及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等各个方面。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论争，最具戏剧色彩的是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判。论战几乎是新文化人唱独角戏，林纾可以说是不战自败，这场由新文化人自导自演的论战促进了从晚清到五四翻译趋向的转变。郑振铎与沈泽民关于可译性问题的讨论，表明五四译者的理论自觉意识明显增强。遗憾的是，这场论争持续时间很短，并未能就造成可译性论争的渊源，如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翻译标准的不同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影响最大，围绕翻译的作用与地位、翻译的动机与目的、翻译批评三个方面展开。两个团体的宿怨使得这场论争成为一场护短与揭疮的“混战”。真正的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倒成了“打架”的导火线，这与创造社成员的精英意识与中心趋向不无关系。 大规模的外国文学翻译肇始于晚清，发展于五四，因而五四时期虽然以反传统之名著称于后人，但五四时期外国的文学翻译对晚清在背叛中也有传承。五四时期翻译语言以白话为主，翻译中自话文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就翻译方法而言，直译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就理论的应用与探讨而言，五四译者不但以伯乐的眼光发现曾经失落在晚清的信达雅，还首倡了风韵译、神似、神韵；译本的选择以俄国作品居多，法国、德国、英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也深受青睐。五四译者对文学翻译中曾经被忽略的文学性也很重视，并借此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学，对中国的新诗发展、戏剧改革、题材的改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情趣的生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译者对文学性的关注，并不是说他们摒弃晚清文学翻译重视社会功用的传统，相反，这种社会功用得到加强，只不过形式由“显”而“隐”。五四的翻译对原文相较于晚清译者要忠实的多，他们的译介倾向隐藏在译本选择的环节中。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弱小民族文学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对近代翻译趋向转变与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的溯源表明，翻译，乃至大规模文学翻译都首先是作为工具使用的，五四译者在秉承了传统的同时，重视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借助域外文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的转变。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各种特征都可以在鲁迅身上发现痕迹，因而将鲁迅作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代表，考察他的翻译活动，他的翻译思想及其与当代译论的联系。鲁迅以直译为主要的翻译方法，其翻译理论与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翻译本身之外的政治状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其差异在于鲁迅仍然是原文中心主义者，其翻译之“硬”是权宜之计，而韦努蒂则试图摆脱原文中心主义，其翻译中的不顺是其主动追求的结果。因而，鲁迅与韦努蒂在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等方面具有共同点，而其差异是由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