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再度执政以来,提出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并将其作为指导日本国防和外交实践的指导方针。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指导下,日本的国家安保战略已大致成型,迅速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强化军事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安保政权的"积极和平主义"实质是要否定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重新将日本引到军事大国道路上,是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实现日本"正常国家化"目标的有效工具。本文通过对安倍再度执政后推进"积极和平主义"的一系列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积极和平主义"的战略意图、推行路径及其影响。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揭露安倍政权为了实现所谓的"和平"目的而恶意宣扬中国威胁、推进"行使武力维护和平"举措,将日本变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文章总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的源起。由战后和平主义到新和平主义思潮的兴起,再到伊藤宪一首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以及安倍将其作为施政基本理念。日本战后和平主义使得日本国家发展主要在经贸、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然而,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渴望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认为战后和平宪法体制制约下所实行的和平主义是"消极不作为"的,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国际贡献的新和平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安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日本要主动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定与繁荣,结合所谓的"日本面临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推出"积极和平主义"。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积极和平主义"的内涵实质,揭露安倍政权力推"积极和平主义"的真实意图。"积极和平主义"从内容上主要包含五点,第一,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构,为国际社会做更大贡献;第二,突破和平宪法制约,争取"正常国家化";第三,强化日美同盟;第四,废除"专守防卫"政策和"武器出口三原则";第五,改革日本国内政治、军事体制。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积极和平主义"与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倚重实行集体自卫权下的军事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应对中国崛起,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拓展亚太防务体系。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安倍政权对"积极和平主义"的推行路径,主要从历史观,外交领域,安保建设以及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进行解读。安倍二度执政以来,坚持奉行错误的历史观,多次激化中日乃至周边国家的矛盾,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慰安妇,允许海外派兵......安倍的一系列行为都秉持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并暗藏"军国主义"复苏迹象。外交领域,安倍提出了力主外交政策全球视野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通过"踏遍五大洲"的首脑外交,将日本外交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区域,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对外宣传推广"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在安保建设领域,安倍设立"国际安全保障会议",并通过了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未来十年防卫力量建设的《防卫计划大纲》及指导未来五年装备建设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安保政策的指导理念。安倍通过"积极和平主义"将建设"能战国家"的行为美化为"为亚太及全球和平稳定作出超过以往的积极贡献",从对外战略扩张、海外军事派遣等各方面,进一步瓦解战后经过民主改革建立的宪法法规,极力推动日本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安倍称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推进"积极和平主义"的战略支柱,只有解禁集体自卫权,才能更好的实施"积极和平主义"。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安倍实现了 "限定性"行使集体自卫权,是"积极和平主义"旗号下追求"日本正常国家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第四部分通过以上的分析,根据安倍政权对中国现状的认知,探讨"积极和平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在处理与日本关系时战略性建议。为了使"积极和平主义"在国内外有效的推进,安倍政权不遗余力的渲染"中国威胁",中日关系已降至冰点。"积极和平主义"的推进会给中日乃至日本周边邻国制造新的安全困境,其结果必然会使已经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加剧双边战略互疑赤字,并会给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带来严重的动荡和不安因素。在冰点时期,我国应确保中日两国政府间畅通有效的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深化多领域合作。与此同时,我国应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契机,更加积极地在全球热点问题上发挥正面作用,向世界展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以此来消除"积极和平主义"中所包含的"中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