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件,它深刻影响了民间文艺学的发展。1950年—1966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本时期,人民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独立自主、人民伟大等新的时代特征对民间文艺学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初步建立。民间文学因其天然贴近人民的立场和特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有力工具,从而其学科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这一时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一方面主动继承了延安时期文艺传统,延续着二十世纪初期民间文学发展的余韵,另-方面也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要求下具有了新的学术自觉。在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的作品搜集和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对后来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以及民间故事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对这一时期外国民间故事译介情况的研究还不够,因此本文选择1950年—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的两本权威刊物《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集刊》为窥见时代原貌和学科建设的通道,以刊物中译入的外国民文文学故事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辐射到本时期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译入。从译作呈现的译介特点出发,与同时期国内同体裁作品刊登情况进行同异比较,结合勒菲弗尔的操纵翻译理论,从译介、体裁、主题、类型四个方向来探讨民间故事译作的特点以及背后成因。本文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对象、选题原因、概念厘清与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从整体角度说明本时期新中国建设所处的时代语境,包括政治文化语境、学科建设语境、外交关系与国际环境。本时期民间文学能够得到重视,是因为它能够呼应新中国建设的文艺政策,同时也对人民具有宣传和教育作用。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民间文艺学学科在二十世纪初期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民间文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提倡。这些特点和经验也很好地延续到了五六十年代。同时在政治环境的鼓励下,民间文学得以建立起主要的学术机构和发行主流民间文学刊物,机构和刊物对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具有引导作作。同时学科建设者们也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影响下对这一吋期的译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影响着民间故事的译入——初期倒向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 1960年代新中国开始与广人的第二世界国家建交外交关系。这样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对外国民间文学作品的译介产生了影响。第二部分介绍民间文学译作的译介情况以及成因。这一部分从民间文学译作的整体译介概况出发,其中重点分析故事体裁的翻译情况,发现翻译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作品较多的倾向、译介资源的缺乏、译者群固定、民间文学界对搜集整理问题的学术讨论等特点,也从中分析出译者除了受到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外,自身学术研究需要也会影响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部分是本时期民间文学译作体裁特点及其成因。首先从外国民间文学译作体裁译介情况入手,发现民间故事这一体裁在外国民间文学译作中译介的作品较多。这体现了民间故事在本时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民间故事便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各种体裁的作品不断丰富,则主要体现出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对于搜集整理问题的重视。第五部分从民间故事译作主题的角度,发现故事的主题分为反帝反殖民、团结人民、歌颂领袖英雄、歌颂美好道德品质。这背后体现了民间文学内部民间故事改编和再创作的倾向、对国民性的改造、对弱势民族国家的闭结。第六部分从故事类型的角度,讨论民间故事之下各种分类的译介情况和原因。其背后体现了人民性、斗争性的重要意义,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领袖的广泛认同和崇敬,还有民间文艺学学科内部,对于新故事的探索和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发展。总之,《民间文艺集刊》与《民间文学》两本刊物,作为民间文学界十分重要的主流刊物,其上译入的外国民间故事译作与国内发表的作品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根据操纵理论,从译作中也能够看出:从意识形态而言,对政治性、人民性、斗争性的强调是关键。从学科建设而言,译作体现了搜集整体的学术问题、还有新故事的兴盛以及改编再创作的倾向、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发展。从赞助人而言,译作选择的背后是刊物编者、刊物创办机构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自觉选择,体现机构和主要学者、编者的意志。机构和个体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避免,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学术自觉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