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汉人物品评风气的研究，学者多将目光集中在后期，而对于这种风气在前期的发展，并没有深入的分析。本文拟就东汉前期人物品评的发展概况，做一个梳理，以期对此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东汉前期以光武明章为限。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从民间歌诗谣谚入手，区分人物品评的三种类型：一是对明经士人的品评，可见重知识重学问是当时风气；二是对人物德行的品评，可见当时特重道德；三是对官吏的品评，可见当时吏治的情况。品评所起，或在京师太学，或在民间百姓。其方式包括民间七字韵语，四言歌诗，五言歌诗，五言古诗等文学样式。通过对三类人物品评的分析，可以略现东汉前期士风世貌，并对其发生的文化政治思想背景做出判断。也可以对这些民间歌诗谣谚做一个中肯的评价。第二章主要在泛文学的层面即通过桓谭和王充的政论文，来考察东汉前期精英士人对人物品评有何种观点。桓谭的观点在《新论》中，主要分析他提出的对人物的“五品分类法”。他的新思路主要在于标举“天下之士”的新人格价值标准，将品评风气提升至一种高远之境，从此东汉士人开始了否弃拘儒而走向通峻的精神历程。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观心定贤，这是他的新方法。二是儒的高下，由王充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士群体的不同情况。三是他结合自己的官场经历，对地方政治中儒生和文吏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的不同评价。这一章的内容，以王充为主，不是针对具体人物的品评，而是集中划分了儒这个知识群体，方便我们了解东汉前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性质及其生存状态，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第三章主要探讨由人物品评所见士人人格价值观念及其文学影响。在第一章的基础上，再由《后汉书》中的大量推荐人物的奏疏，可以断定，东汉前期士人所推许的人格集中在经明行修，这是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东汉社会进一步儒学化的结果。这种人格价值观念进而决定了士人的主流文化观，即经术思想成为衡量裁定一切的标准尺度。这影响到文学上，一是文学批评方面，表现在对司马迁和屈原的不同评价。通过明帝给班固的诏书，来了解执政者对士人的评价准则，并能由此明确，班固的《汉书》温雅深厚风格的形成，正是对其时士风的反照。二是在文风上，表现为以学问为文，这与士人的学术化有关，以致文章典雅古奥，这特别表现在那些博览群籍的文人文章中。在创作上，出现了大量以歌功颂德为主题的赋颂作品。士人在政治上认同东汉朝廷，是以经术思想为主的文化认同和以儒家人格价值观念为主的人格认同。所以他们才对那个时代歌颂。回到品评这个主题，正是士人以经术知识和身体力行有所担当，他们才成为舆论焦点所在。东汉前期处于上升期，这既是士人人格价值观念产生的土壤，也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学问名节，还是事功，都是士人在当时环境中实现和证明个人价值的凭借。而文学文章仅仅是他们的作为之一。本章最后一节以班固的两篇文章为例，通过他对待功名的恬淡，主要通过《汉书》中的《古今人表》，可以看出部分士人的心态转变，即表现为鄙薄利禄，崇尚著述的理想。前章论述王充凸显文儒的价值，这强化了士人以文章名世的意识，此为东汉士人在政治体制之外确立“我思”之主体别开生面。这正可抵消我们对班固和王充竟会有那么多颂美之作的困惑，也可使我们对当时大量此类作品保持一份清醒，不必尽信士人真的会投入他们的热情和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