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平、反对战争、鄙夷军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的主要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到了近代中国特殊的时势使这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面临挑战,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尚武的呼号,这些声音汇合成清季尚武思潮。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寻中国失败的原因,魏源从风俗的角度对中国“贱武右文”的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从而开启了尚武思潮的第一道闸门。张之洞也是尚武思潮的重要提倡者,他了解到德国的强大是与它的军国主义分不开的,日本的崛起与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有关,因而他对中国的重文轻武的传统进一步深入剖析、深刻批判。梁启超则是提倡尚武最有力的人。他从1899 年到1904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写下了许多尚武雄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江苏》、《新湖南》等刊物对尚武的鼓吹也颇为用力,国内的刊物如《东方杂志》、《萃新报》等也是宣传尚武的重要阵地。这样,尚武思潮在清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是尚武思潮产生的首要原因,晚清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外患不断,内忧纷扰为人们接受尚武思潮提供了心理基础;西学的输入,尤其是西方军事技术、军事科学方面译书的输入中国为中国人接受尚武思潮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日本“武士道”进行的积极宣传,推动了尚武思潮的高涨;晚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比如提高武职品级,改变官职中的重文轻武传统,提高军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学制改革中把尚武纳入教育宗旨,这些都对尚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尚武思潮的倡导者们对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进行了批判,并且深入分析了形成了这种传统的原因。1920 年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尚武”是新民所必需的素质之一。梁启超还指出:“尚武是凝众聚人心,发达国家的重要支柱,也是支撑个人身心的重要支点”。进而认为:“尚武是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他对如何培养尚武精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