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生产方式从改革初期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逐渐转变为目前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也逐步呈现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体制性二元分割现象。而在此过程中,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是如何在不同体制部门间进行就业流动的?这是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尚存的弊病、形成劳动力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尚需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对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以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详细的界定和阐述;然后,利用1989年-2015年的CHNS微观数据,分别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调查对象的总体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再分阶段分群体进行差异性分析;进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在不同阶段人力资本及其他相关因素如何影响劳动力在体制间的流动;最后,本文在动态视角下对属于不同群体且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体制间的流动情况进行跨期比较研究。本文通过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展阶段（1978年-1992年）、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2003年）以及逐步完善阶段（2003年至今）研究发现的梳理和比较,发现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体制间的流动情况主要呈现出了以下的变化:1)人力资本的提高在初步发展阶段会对劳动力在体制间的流动产生整体上的促进作用,但在深入发展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反而会起到抑制作用。2)对原本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来说,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在初步发展阶段会更可能地从体制内流向体制外,但在深入发展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却更可能留在体制内部门工作。3)对原本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来说,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在三个阶段均会更可能地从体制外流向体制内,但这种概率在三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此外,本文发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在体制间流动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拥有高人力资本的男性劳动力会比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女性劳动力更可能在体制间进行流动。在劳动力市场的深入发展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在体制间流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婚姻状况差异。高人力资本会提高农村户口劳动力在体制间流动的可能性,但是却会减少城镇户口劳动力在体制间流动的可能性。在华东地区,高人力资本的获得会明显增加劳动力在体制间流动的可能性,而在其他地区,则会减少其在体制间流动的可能性。高人力资本的获得会加强未婚劳动力在体制间流动的可能性,但是却会减少已婚劳动者在体制间流动的可能性。基于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相关的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