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雅典备受尊重的公民,无疑也是一位伟大的哲人。色诺芬在其《回忆录》里面曾用perfect gentleman来形容自己的老师。2苏格拉底当然担得起这一赞誉——他品行高尚,行为正义,对待周围的朋友诚实并教人以善,在战场上表现神勇,并为了复兴雅典而努力。可就是这样一位“君子”最终却被雅典公民以“败坏青年和不信城邦所信的神”之罪名处以死刑。由柏拉图的记录我们了解到这场审判遵照了法律的程序它具有程序正义,3但苏格拉底本人的行为却具有事实正义,由此可见双方都站在了正义的立场,那么这场审判就凸显了一个主题——哲人与城邦的冲突。构成公民价值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智力、心智等先天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受到教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宗教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而哲人虽然与公民成长在同一种大环境下,受着相似的教育但却因各种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了他们在思想方面比普通公民思想上的差异,哲人的思想更为纯粹,他们比普通公民在探索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此普通公民无法达到哲人们思想的深度。而当哲人按照自己所思所学来改造这个现实世界的时候就会造成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或者公民在肉体上消灭哲人,或者哲人摧毁普通公民的价值观,而公民也是城邦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如果公民的价值观被摧毁这无疑会对城邦形成损害,所以哲人与城邦的冲突最终会对城邦、哲人以及公民都造成伤害,这就是“哲人与城邦的冲突”这一话题的核心观点。这种哲人与城邦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但是在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可能是整个哲学史上最有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苏格拉底无疑代表了哲人一方,而整个雅典的公民则代表了城邦,最终苏格拉底因为不懂得政治哲学而最终被整个城邦投票执行死刑,这是城邦的悲哀,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是哲学家的悲哀。本文试图通过对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得出一个结论,即也许只有成熟的政治哲人运用政治哲学对民众进行引导,才能避免哲人与城邦的冲突,使政治共同体和哲人都达到各自的“善”——政治共同体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哲人则可以“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