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制定法中,刑事实体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严格排斥习惯法,刑事程序法上国家专享刑罚权的理念仍占主导,习俗在定罪、量刑、刑事纠纷调处中的地位被刑事制定法严格限制。受形式理性及国家专享刑罚权理念影响,刑事司法或对习俗视而不见或对习俗影响的案件伪饰论证,习俗在刑事领域促进案件合理、合法处理的作用被严重遮蔽。但罪刑法定原则已从绝对走向相对,可以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只是排斥习惯法作为正式刑法渊源,排斥以习惯法入罪加刑,习俗可以发挥出罪及影响量刑的作用;刑事自诉与刑事和解制度对国家垄断刑罚权理念进行了调整,习俗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重新审视习俗在刑事法中的地位,揭开遮蔽习俗实际作用的幕布,为习俗在刑事司法中发挥应有作用祛除固有思维的障碍、建构稳定运行的机制实为必要。全文约六万五千字,文章主体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在于厘清基本问题,把握习俗的概念。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为人所认同且反复实践的,调整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它具有重复性与传承性、自发性与自觉性、地区性与群体性、生活性与具体性、社会性与规范性的特征。“习俗”与“民俗”“民间法”之间是种属关系;与“惯例”并无本质区别;在狭义“法”概念之下,“习俗”与“习惯法”区别在于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广义“法”概念之下,“习俗”与“习惯法”则无本质区别。第二部分对习俗的法定地位及实践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考察发现:习俗仅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适用变通规定、亲告罪、刑事自诉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具有法定地位,且自诉及刑事和解制度只允许习俗在轻罪案件中发挥作用,习俗的法定地位十分有限;但习俗实际发挥的作用远远溢出于法定范围,习俗影响包括重罪案件在内的刑事案件司法发现、犯罪认定及量刑确定,习俗与刑事法存在冲突的一面。第三部分对习俗在刑事领域机能实现的理论进行重构。介绍并批判了现有的刑事规范理论、利用本土资源理论及借鉴域外文化辩护经验理论,在探究习俗存在刑事法领域的根据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重构,确定了习俗在刑事法领域的非正式法律渊源及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地位,指出在确立习俗筛选标准前提下,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内,习俗可以贯穿刑事司法全过程,发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轻缓化、出罪、轻刑甚至免刑、刑罚执行轻缓化等改善行为人刑事处遇的作用。第四部分对习俗在刑事领域的作用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在立法层面上,加快制定民族自治地方刑法适用变通规定,将一些涉及伦理的犯罪纳入亲告罪范围;在司法层面上,健全习俗的适用机制,明确习俗如何举证、质证、认证;在制度建构上,将重罪案件有限度地纳入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