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停留在语言层面，关注译文文本对原文的忠实，并试图找寻统一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学派的出现给予了译文文本应有的地位。翻译研究逐渐从静止的语言层面的分析深入到对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探索。研究者进而将视线转移到政治、文化、权力、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过程中的操纵已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作为翻译文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视点，但有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译文层面的操纵，即通过与原文的对比，分析译文增删、改写现象，以此说明译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然而，从原作选择、译作生成和翻译批评等体现出的译文文本之外的操纵却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本文以1949-1966年我国对外国诗歌的译介为例，分析译文文本之外的操纵策略、表现形式以及体现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为使文学翻译研究更为客观，本文首先考察了建国后至文革前我国对外国文学的文艺政策以及我国的文学翻译政策，通过探究被译介的外国作家身份以及被译介作品的政治内涵，证实了此段时期我国文学翻译择取标准的政治化倾向。同时，译者为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并发挥特定作用，会在译本前言、序跋以及注释等译文文本之外阐述翻译合法性或特定政治目的。另外，文学批评也是对作品操纵的重要策略。它一方面影响原作的选择，另一方面影响译作在译语中意义的生成和读者的接受取向。　　 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对译本之外的操纵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无论是在译前、译中亦或是译后阶段，主要体现在选材、翻译策略的选取、翻译出版、翻译批评以及译作评价等。译本之外的操纵应该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内，并作为翻译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应当是一种微观研究(如语言转换的内部研究)和宏观研究(如意识形态操纵的外部研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