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希尔·格林(1836-1882)是十九世纪中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伦理学家。在其所处的时代,英国传统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顶峰,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改变。对此,格林一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将德国哲学的先验主义引入到自由主义之中,以追求“共同的善”的至善论取代功利主义,并将国家干预作为个人实现真正自由的必要手段,从而将自由主义的航船转舵,以试图避开遇到的礁石。由于其思想与前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显著的不同,后人将其所代表的一派自由主义分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虽然生前出版作品不多,但格林一生撰写了大量且庞杂的哲学文本和演讲稿。为了理清格林政治哲学思想及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基础的宗教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需要对这些文本和讲稿进行认真的研读和梳理,才能阐明格林所要达成的调和信仰与理性以及调和个人与国家之目的,并看到格林政治哲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格林逝世后,国外对其思想的研究一直成果不断。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短暂低迷后,国外学界对格林哲学思想的研究自上世纪后半叶至今又逐渐走热。与之相比,国内格林研究的学术成果仍较匮乏,因此对格林思想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格林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建立新自由主义、改变传统自由主义发展路径的必要性。格林时代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及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成为当时主流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原本倡导自我牺牲、互爱互助等观念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了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英国宗教危机。同时,以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们建立了一套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道德哲学思想,冲击了传统道德观念。在政治领域,受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产生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指导原则统治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贫富差距巨大、爱尔兰大饥荒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不适应英国政府此时开始的国家干预主义立法改革,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来解决上述问题。格林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是对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重视。受新教福音派思想的影响,格林一方面批判了传统天主教神学的种种缺点,另一方面引导民众建立正确的基督教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运用到个人的道德品行和对社会的关怀之中,强调基督教义中的道德神学方面,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格林深知新的道德哲学必须顺应当时重视理性分析的潮流,因而他努力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解读了人性和道德的本质,阐明了自然与知识中的精神原则,提出了“永恒意识”(eternal consciousness)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概念,为他的哲学体系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格林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以“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概念为核心的。格林的道德哲学阐述了永恒意识在个体和社会中展现和发展自己的过程。他从两个方面定义道德行为,一方面认为有道德的行为是一种出于“善的意志”实施的行为,另一方面强调道德行为需要达成某种具有道德价值的目的。这可以看作互相驱动的义务论和目的论循环。对何为有道德价值的目标,即何为真正的善,格林认为应是人的完满。这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实现,另一方面是追求他人的幸福。最后,他将两者归结到一处,认为真正的善就是共同的善。从个体的视角看,格林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是积极自由观和个人依附于社会的权利论。格林对自由的讨论拓宽了原本古典自由主义单一强调“免于限制”的消极自由观,代之以追求道德上共同的善和个体的完满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观。格林的权利论是建立在社会认同概念的基础上的。结合他的道德哲学,格林的权利论体现了人类个体的两重身份,即作为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人,从而成为别人道德行为的目的;以及作为一个具有责任的社会成员,从而成为道德行为的实施者。从社会和国家的视角看,格林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关于政治义务的原则的演讲》中,该演讲首先介绍了政治义务的一般背景,并且回顾和批判了传统契约论几个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进而提出了一种关于权利的基本理论。然后,格林展开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阐明了国家存在的基础以及国家干预的原则,探讨了有关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并具体论述了国家干预原则在战争、惩罚、财产权、教育、禁酒等方面的运用。格林向新自由主义的转舵很好地适应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的社会现状,引起了其任教所在的牛津大学和英国全社会的广泛反响,此后许多政治思想家纷纷受其影响而转向新自由主义,一时间新自由主义成为影响英美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潮流。这些追随者中,政治哲学领域最为著名的是鲍桑葵和霍布豪斯,他们继承了格林的思想但又有所不同。格林哲学思想具有包容性特点,使其思想在作为当代主流政治哲学但彼此具有激烈冲突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中都有体现,从而为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沟通提供了一种渠道,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