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结构正经历“洗牌式”的转型重塑,各个领域迎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偶有社会个体通过极端暴力手段宣泄情绪、报复社会的事件发生,给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将个体采用极端手段宣泄情绪或报复社会的事件称为“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进入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每次发生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都能吸引公众注意力,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和激烈讨论。笔者对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的定义、特征及整体情况展开分析,并从政治、社会和传媒三个角度探究后发现,体制性迟钝、抗争性话语、公众情绪感染、网络群体意识、新媒体优势和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都能成为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舆论生成、扩散的动因。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本文对近十年(2010—2019)来,发生在我国的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的舆论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舆论的主要变化在参与主体、传播平台、关注主题、表现形式和演化周期几方面。本文将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的舆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舆论的爆炸式增长期,舆论数量呈指数型增长;第二阶段是舆论焦点的转移和变异期;第三阶段是舆论记忆的被动唤醒期;第四阶段是舆论的平复消退期。对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的应对而言,舆论引导重要且关键。本文基于舆论引导主体角色,探索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上的有效经验和存在问题。经验体现在:政府部门舆论引导意识和方法有所改进、新闻媒体舆论引导技巧趋于成熟、意见领袖挖掘利用影响力资源开展舆论引导。问题体现在:政府部门舆论引导还存有短板、新闻媒体公信力遭遇危机、意见领袖舆论引导独立分散等。在综合分析后,本文尝试就如何开展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舆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政府部门通过加强自身舆论引导工作建设,建立完善的舆论引导机制,积极主动修复政府形象,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新闻媒体通过诉诸事实增强引导,强化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疏导公众情绪,提高舆论引导成效;开发利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资源,加强对政府和民间意见领袖的育植,强化对意见领袖群体的规范管理;发挥其他手段协调补充功能,共同做好个体性社会泄愤事件舆论引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