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生动实践，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关于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整合性、系统性的考察和研究，尚有待于深入开展。本文将通过以下四个论题深入推进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研究：首先，中国古典诗画传统的现代传承研究。在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研究中，仍需回溯和检视中国古典诗画融合的传统。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中潜藏着诗画传统变异性传承的隐蔽线索。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因此，诗画传统其实可以被视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诗和中国画都踏上了植入现代性的进程。中国诗和中国画的总体发展趋向都是致力于表现现代人特有的“情感结构”，二者再度朝着精神（意境）契合的方向迈进。诗歌和绘画的合作关系由到显明变得潜隐，形式上的直接结合（题画）已经趋于衰落。在现代，诗人和画家合力“发明”诗画传统，通过诗画并置创造一种现代诗画艺术。这种诗画艺术成为诗画传统现代传承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意象创设和情感表达诸方面，中国新诗与绘画彼此交流汇通，通过取法和借镜对方来塑造自身的风貌，“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艺术传统得以延续。此外，关于汉字形象与中国新诗视觉造型的议题同样涉及“传统的发明”，本文也将加以关注。其次，视觉媒介的变革与中国新诗视觉传播形态的研究。新型视觉媒介层出不穷，新诗视觉传播的形态经历了数度变迁。从静态到动态，从实景到虚拟，从单向到交互，日新月异的视觉媒介技术为诗人和艺术家打开了自由创造的天地。新诗艺术与众多类型的视觉媒介进行互动，呈现出丰富驳杂的融合方式，创造出摄影诗歌、诗歌电视（PTV）、超媒体诗歌等诸多崭新的综合艺术样式，成为“影像诗学”建构和探索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深入解析这些综合艺术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理路，可以探寻出中国新诗与新型视觉媒介的合作和交锋的复杂互动。此外，这些综合艺术的“诗意图式”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因此，它们也可以视为诗画传统的一种变异性传承。再次，地理空间的诗性建构与影像书写，以及诗意景观的塑造研究。诗歌艺术与视觉媒介都将地理空间纳入自身观照的视镜，使得地理空间成为诗歌与视觉媒介所表现素材的重要交集。经过诗性建构的地理景观则是诗歌艺术与视觉媒介共同书写的对象。透过“诗性地理”这一表现对象，可以探究摄影、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表现和处理抒情题材的修辞方式以及现实困境，从而为抒情文体尤其是新诗的视觉传播提供启示。考察新诗与视觉文化关联的另一维度是诗意景观的塑造与凝视。伴随着经典性的生成和知名度的提升，中国新诗对众多景观进行着诗意建构和颠覆性重塑。在观光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诗意景观在诗歌视觉传播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对景观的诗意建构和重塑其实构成了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一个隐性渠道。最后，关于现代诗人形象塑造与想象的研究。当下，现代诗人正逐步将自身视觉形象的展示纳入新诗传播的策略当中，大众传媒将诗人形象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加以征用，而一些影视剧则参与到诗人形象的演绎和虚构当中。诗人形象的塑造与想象，直接关系到诗歌生态的建设和诗歌受众的培养，因此，对诗人形象的考察是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与诗界正面形塑自身形象的取向大相径庭，基于各自考量的大众传媒刻画出面目斑驳的诗人形象，使之变为“被污染的塑像”。而虚构的影视剧则强化和放大了媒体和公众对诗人的刻板印象，使之成为影视人物画廊中的一个“俗套”。总体而言，诗人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真相与虚构共生、交锋与合谋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编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