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自然遗产旅游地普遍分布有居民点,农户的生产生活会给自然遗产旅游地生态及环境的保护带来较大的压力。同时,自然遗产旅游地的旅游开发用地,尤其是山岳型景区旅游开发所需要的项目建设用地,是制约当地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社区与旅游地开发“争地”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面对自然遗产旅游地存在较突出的人地关系矛盾,搬迁安置已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措施。将散居于旅游地周围的农户迁至一处集中安置,一方面有助于将耕地退耕,还林还草,有利于旅游地生态及环境保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旅游地的土地集约化管理和利用,并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腾出空间。但搬迁安置也会对旅游地农户生计产生较大影响,应该科学评估由此带来的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以及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以三清山风景区银湖湾社区为例,通过半结构式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收集资料数据,分析银湖湾社区搬迁安置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三方面评估了银湖湾社区农户搬迁安置后的生计脆弱性,并分析了银湖湾社区农户存在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银湖湾社区农户搬迁安置后生计资本总量发生了明显变化,搬迁安置后的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得到了明显增加。由于大多数农户在社区搬迁安置前依靠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因此,搬迁安置前农户的自然资本相对突出,而物质、金融、社会、人力四类资本都相对较少。搬迁安置后,农户原有住房、土地、耕地基本被征收,农户的自然资本骤减,但家庭住房条件、生活环境、物质条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物质资本得到明显增加。通过从事旅游相关产业,一方面,农户财务状况明显改善,获得贷款的机会明显增多,金融资本得到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农户通过为游客提供旅游相关服务,其人力、社会两类资本也相应增加。总体而言,搬迁安置后农户生计资本的总量得到明显增加,农户对搬迁安置后的总体生活也较为满意。第二,搬迁安置后,银湖湾社区农户仍然存在较高的生计脆弱性,具体表现为有较高的风险暴露度、较大的生计敏感性和较弱的生计适应能力。风险暴露度主要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政策影响、景区淡旺季、市场竞争、天气影响等外部因素,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表现的暴露度大小不同,其中主营型农家乐>兼营型农家乐>非农家乐经营户。敏感性体现在家庭收入、就业机会、家庭消费支出及消费结构变化等内部因素。农户的生计方式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越高,其生计的敏感性就越大。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敏感性表现为:主营型农家乐>兼营型农家乐>非农家乐经营户。农户自适应能力和计划性适应能力明显存在不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一方面,农户因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等自身的局限性,自适应能力普遍较弱;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帮扶政策和举措具有普惠性,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在计划性适应能力的体现没有差异。银湖湾社区搬迁安置的初衷是希望农户依靠三清山景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由农业转型从事旅游相关产业,以提高农户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目前来看,社区农家乐经营效益普遍不佳,并没有达到预期设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部分农家乐已“名存实亡”,尤其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后,一些农家乐经营者甚至想注销摘牌,外出务工求生。总体来看,银湖湾社区农户搬迁安置后的现状并没有达到预期设想的目标,农户生计仍然存在较高的脆弱性。第三,银湖湾社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受旅游业的产业特性、社区组织化程度及农户自身局限性三方面影响。一是社区农家乐依托三清山景区的旅游资源得以维持经营,但景区淡旺季游客量差异显著、旅游资源单一、市场竞争力不足、山区天气变化无常,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对社区农家乐经营构成威胁。二是社区农家乐层次低、规模小、数量少。一方面,经营模式仍然停留在个体自发经营阶段;另一方面,三清山管委会和村委主体责任缺失,导致社区组织化程度低。三是社区大多数农户文化水平低,面对生计方式的转变并没有做好思想、心理和技能上的准备,普遍缺乏农家乐经营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最后,本文构建了适用于旅游发展语境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为旅游地搬迁安置农户的生计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并从强化当地政府引导、发挥社区精英作用、加强经营管理培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四个方面对降低银湖湾社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提出了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