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的士人长期或暂时性远离社会主流、主动规避政治活动的隐逸行为,由来已久。秦汉时期的隐逸在先秦隐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由于统一专制王朝的建立、秦汉各阶段具体情况的不同,这一时期又出现一些新情况。其中秦代、西汉早期黄老人士的归隐,两汉之际的不事二主与择主而仕,以及东汉崇隐风尚下的隐居、因经学而隐、因孝而隐、因“道术”而隐等,是较为突出的现象。与前朝后代相比,秦汉时期的隐逸具有类型多样、各阶段特色鲜明、隐士们“隐”的成分多而“逸”的色彩少、归隐动机相对单纯等特点。在秦汉隐士群体中,商山四皓、严光、王符、诸葛亮等具有一定代表性。四皓两次隐居的原因不同,他们出山平息了太子之争,有利于汉初社会、政局的稳定。严光不愿束缚于专制社会,盛世中归隐,代表了古代一类士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具有独特意义。王符积极事功,但目睹社会的黑暗,宁可不仕也不同流合污；他隐居乡下,著书献策,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诸葛亮早年隐居十年,不仅是因为“择主”,更是隐士清高心态使然；隐居生涯对诸葛亮的知识积累、个性完善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上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隐士或相关人物进行个案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秦汉隐逸风貌。基本的生活保障是隐士坚守个体自由、独立人格的前提。秦汉隐士的生活经济来源以自耕自食、隐居教授为主,这跟他们自身素质有关,也与秦汉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与先秦相比,秦汉隐士更具人间气息,跟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他们的衣食简陋贫乏,但有着丰富的精神、休闲生活,包括传经授道、交游、渔钓等。秦汉客观存在的众多隐士,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秦、两汉政府均征召过隐士。秦朝招隐士主要集中在前期,虽然效果不好,但不能因此否定其隐士政策。两汉对隐士的重视达到了空前高度,招隐士活动十分频繁。汉代招隐士具有经常性、稳定性、宽容性和高度重视的特点。汉代隐士政策的实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吸纳人才、赢取民心、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形式主义的弊端。由于社会普遍尊隐,导致了崇隐风气的出现;崇隐是尊隐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代士人走向自觉的先声。隐士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他们放弃或暂时放弃仕途追求,集中时间、精力于文化活动,对秦汉学术的发展、文化典籍的传承和保护有独特贡献。其次,隐士们或主动施教,或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纯化了周围的民风民俗,对秦汉社会尤其是基层的教化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对于秦汉隐士的评价应该采取客观、全面的态度。隐士们有懦弱、逃避、消极的一面,但他们在“立德”、“立言”方面有自己的贡献,他们不畏权贵,不以仕进、利禄为荣,是对古代官本位思想的一种反拨、消解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