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关于不当得利的研究，向来偏重于对其构成要件的探讨，而忽略其法律效果方面的研究。实务上关于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的司法判决数以百计，涵盖面甚广，而关于直接法律效果的司法判决，仅数则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方面的探讨毫无价值，而是因为我国相关立法十分不完善而导致司法的混乱。对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研究，除有利于去除受益人无法律原因所受利益的实践价值，也可以吸收和借鉴两大法系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较为优越的制度。本文主要通过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和法解释学的方法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进行探讨。本文通过分析三个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核心案例并提出问题；然后采用比较的方法，将两大法系中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规定进行对比，分析由案例引发的问题。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通过分析三个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案例，提出对所受利益、善意与恶意的界定以及对不当得利返还的特殊救济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大陆法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规定。大陆法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规定的，初始的返还范围和扩张的返还范围。对于不当得利的善意受领人，仅对所受的现存利益承担初始的返还责任；而对于受利益时就知道或其后知道无法律上的原因的恶意返还义务人，就受领的现存利益，附加利息，一并偿还，如果债权人因此而受有损害，恶意人还须赔偿，承担扩张的返还责任。第三部分通过分析英美法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规定，提出英美法对所受利益的认定以及其特殊的救济渠道对于构建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很有借鉴价值。首先对所受利益的认定方面，其在承认价值的主观性前提下，授予当事人双方举证证明所受利益的存在或是不存在的权利，并允许可以以自由选择权和境况变更进行抗辩，从而最终认定所受利益的数额。其次，英美法的拟制的即时信托和圈户基金等特殊的返还救济方法，对重复给付而又无担保债权人的救济比起大陆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文章的第四部分，通过评析我国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现行规范，提出在借鉴两大法系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方面的科学制度的前提下，对前述案例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