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关于人口老龄化理论与现实的探索性研究。正如诸位所见；所闻；所感，曾几何时，那席卷全球的人口膨胀还在困挠着我们，殊不知，促使人口膨胀的“婴儿浪潮”尚未完全退却，人口老龄化的“银发浪潮”就已经扑面而来。人口老龄化对人口自身及其发展的影响决不亚于人口膨胀，由此引发的种种议论与纷争可谓沸沸扬扬，莫衷一是。本文涉入这一论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在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既定说法进行考证与质疑的基础上展开的。诚然，纵观全球，无论是作为一种个人切身感受，还是作为某种社会整体印象，抑或是作为一桩既成事实，全球老年人口绝对数的持续增长与相对数的急剧扩展都已是不争之事实。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老龄化？我们对所谓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本身及其演进过程又有多少认知？本研究把关注的基准点置于人口学的视野之下，并与跨世纪的时空背景相聚焦，对流行于世的老龄化学说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入剖析，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现象，是传统人口转变所必然引致的一个人口学后果，随着人口转变的完结，人口老龄化的外在表征与内在致因都在发生某种“质变”，这是当年人口转变论估计不足的，也是以往的老龄化实践所不曾遭遇的。由此显现出老龄化概念本身的歧义，也使老龄化理论于现实的解说与参量面临新的挑战。作为探讨，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观测，在传统人口转变的基础上引出了“后人口转变”这一新认识，并用所谓“高龄化”替代既定的老龄化认识来评说21世纪的人口老龄化，其中认为：（1）传统的人口转变在进入“低位静止”阶段后，其死亡率并未“静止”下来，由于死亡率反降为升继而超过出生率而引发的人口负增长正在西方国家普遍显现，而且这种负增长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这种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后人口转变”所引起的人口负增长同传统人口转变所造成的人口正增长迥然有别，这正是跨世纪的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一个重要依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低生育；负增长和高龄化是与后人口转变相伴随的三大人口特征，正是这三者的共同显现烘托出“后人口转变”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人口转变的新人口情势，同时在后人口转变这个大背景下，低生育、负增长和高龄化的特征显现又各有侧重，且三者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2）老龄化与高龄化是既相互联系，又显存差异的两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这样三方面：一是高龄化更好地体现出老龄化的“增龄”本意；二是高龄化是一种直接老龄化，或者说，高龄化是一种以老年人口本身的直接增加为主导的“绝对老龄化”，<WP=4>亦是以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 三是高龄化反映了人类的长寿现象，可视之为一种“质量老龄化”。进而阐明，高龄化是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龄化的显现，一方面表明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老龄化的性状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本文着力探讨了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演进过程与分界标志。（3）面对新世纪，随着全球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往我们所认知的那种“老龄化”将会渐渐淡出，而一种能更好地体现老龄化“增龄”本意并反映人类长寿现象的新形式的老龄化将日益凸现，这就是人口的“高龄化”。为此，笔者一方面对人口年龄结构做了重新划分；另一方面提出了等龄系数法；余寿评定法和存活率推算法等新的参量指标。与此同时，本文通过分析，还揭示了高龄化所带来的三个人口学效应，即：增加人口效应（或者说弥补人口减损的效率）；人口年龄金字塔“倒置”效应；老年人口“女性化”效应。（4）在以人口零增长为标志的静止人口到来时，可以预见，高龄化会随着后人口转变的结束而隐退，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长寿化”。对于这种高龄化进程中“增龄”现象悄然隐退与“增寿”现象继续存留的格局变化，我把它称为静止人口状态下高龄化的“蜕变”。由此看来，面向21世纪，如果说人类只有一个老龄化前途的话，那么，那就应该是一个以“年轻老人”为主体的高龄社会或长寿社会，而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种老龄社会。总之，“从老龄化到高龄化”这一论题所要研究的绝非字面涵盖下的某种表浅转换，这其中蕴涵着人口自身演进过程的深层“质变”，而对这种“质变”的理解需要跨越不同的时空限定。为此，我希望通过本项研究，尝试一次人口学在变化了的时空条件下对老龄化的正面考问和重新解释，以期揭示人口老龄化自身运动变化的特性与规律，据以努力修正在一遍“老龄化”呼声中强化了的既定看法或片面认识，同时也期望通过完成此项研究，能在理论上为丰富和推进人口老龄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实践上为我们认识跨世纪的人口情势开启一条新的思想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