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胡锦涛主席首次与网民进行网上交流到2009年温家宝总理通过网络与网民进行网上交流，“网络问政”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网络现象。2009年，广东成功举办我国首个“网络问政研讨会”，对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讲话后，各级政府不断地利用信息技术来强化社会管理方式和创新社会管理手段。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几乎都自上而下的建立了相应的政府门户网站，网络问政平台正在逐步搭建与完善，网络民意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特别是网络移动客户端、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等新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政务手机短信、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网络平台使得政府和社会的沟通不断演化出新的形式，网络越来越成为公众参与政务事务的主要方式，成为民众表达政务诉求的主要平台，各级政府对网络民众诉求回应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主动。当下，“网络问政”作为一个新的词汇迅速引起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随之，国内外专家学者相继对“网络问政”进行大量的研究，其主要围绕网络问政的概念和特征、网络问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网络问政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经过查阅资料发现，国内学者基于K.W.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沟通模型对我国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不是很多，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文章对我国政府回应网络民意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认为网络政治沟通作为一种新型的沟通方式，在信息输入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沟通过程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回应主体的制度化程度以及网民素质和理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深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信息输入环节，政府回应意识淡薄，充当信息“中转站”角色；二是在信息处理环节，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处理信息能力不足，处理过程存在“暗箱”操作的现象；三是在信息输出环节，回应渠道不畅通，结果有失公正；四是在信息反馈环节，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监督机制缺失。依据K.W.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可知，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信息收集和信息反馈四个环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环状结构。因此，要提高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有效性，就要转变政府工作观念，正确对待网络民意；搭建民主参与平台，提高工作的透明度；提高网民整体素质，培育沟通理性；建立网络问政机制，提高政府回应效率；构建绩效评估体系，完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