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农业普遍面临农业调整问题,为了缓和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民从农业转移到非农所付出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多种维持农产品价格、保障农民收入的农业支持政策。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农业支持政策严重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造成了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不仅导致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出口市场不断增加补贴力度,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还导致了发达国家在政治上产生摩擦。另外,发达国家大量补贴农业使得其在国际上倾销国内积压的农产品,从而压低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大量还依靠农业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促成长达7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谈成。在达成的《农业协定》中,各成员国除了就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领域达成了共识,还首次对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限制。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可以说改变了世界农业支持体系,各成员国原本主要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或者对生产者进行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但提高农产品价格或者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导致成员国国内生产过剩,政府的库存增加,为了处理大量的政府库存,政府提供大量的出口补贴将其倾销到海外。在乌拉圭回合之后这种政策已经不容许再继续下去。因此发达国家为了能继续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政府可以通过对农业生产者实施直接支付,其中基于历史产量或者面积的固定支付,而与当前的农业产量、投入以及价格无关的直接补贴被称为脱钩支付政策。由于脱钩支付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较小,所以被WTO划分为“绿箱”政策,不计入综合支持总量(AMS),在农业国内支持削减义务之外。乌拉圭回合之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支持政策将属于“黄箱”的市场价格措施转为属于“绿箱”的脱钩支付政策。2005-2007年OECD国家使用的脱钩支付金额已经从之前的不足2亿美元达到了48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农业补贴的项目。虽然脱钩支付政策与当前的农业产量、投入以及价格无关,被WTO归类于没有扭曲作用或者最微小扭曲作用的“绿箱”政策,但是对于这一归类还一直存在争议。2002年巴西向WTO指控美国的棉花补贴违反了《农业协定》以及《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并对棉花生产灵活性合同支付和直接支付是否属于“绿箱”提出了质疑。2007年加拿大向WTO就美国玉米补贴政策提出磋商申请,认为美国的玉米补贴政策压低了1996-2006年加拿大玉米的价格。脱钩支付政策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作用已经成为WT0谈判的焦点,也是阻碍WT0多哈回合谈判推进的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脱钩支付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脱钩支付政策的实证结果显示其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不大,那么说明发达国家的国内支持政策的这种调整实际上降低了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刺激程度,从而避免国内生产出现大量过剩需要支付大量出口补贴将其倾销到国际市场,进而压低国际农产品价格和扭曲国际农产品贸易。上述推论如果成立,那么主要发达国家调整国内的农业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目前国内外针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主要集中在生物质能源发展、发展中国家需求快速上涨以及石油价格上涨等方面。系统评估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对国际粮价的推动作用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对国际市场所带来的效应,也有助于完善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解释。目前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收购政策,玉米、大豆和油菜籽的临时收储政策,以及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政策。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在国内价格支持政策的支撑下,国内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已经高于国际价格,而中国小麦、稻谷和玉米的配额内关税仅为1%,大豆、油菜籽的关税仅为3%和9%,在缺乏有效的边境措施保护下,国内外差价拉大必然导致进口量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粮价持续高位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依然在不断增加。另外,随着收储量的不断增加,高额的库存成本给财政也带来的不小的压力。因此,系统分析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启示,提出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方向,并系统评估政策改革可能带来的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背景回顾及特征分析。本研究梳理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背景,并运用OECD和WTO两种指标体系对国内支持政策的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乌拉圭回合之后,各成员国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基本方向是用没有增产效果或者微弱增产效果的收入补贴逐步取代对生产和贸易有扭曲作用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调整。美国1996年《农业法》取消了目标价格支持,引入了直接补贴政策。2002年的新农业法案进一步加大了补贴力度,形成了“直接补贴"、“营销贷款补贴”和“反周期补贴”三重防线,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从传统市场干预向直接支付转移,直接支付逐渐成为共同农业政策主要组成部分。目前为止,直接支付经历了从最初的挂钩直接支付过渡到脱钩直接支付的过程。当前,欧盟的直接支付政策包括单一支付计划(SPS)和单一区域支付计划(SAPS)。受资源和竞争力等因素约束,日本这一进程较为滞后。2009年民主党上台之后,开始实施“农户收入直接补贴制度”,以单位面积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农作物为对象,并对单位面积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差额进行直接补贴。OECD国家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占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例从1986-1988的76.9%下降到2009-2011年的42.6%,而脱钩支付政策占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例从之前的不足1%增长到24.2%,成为第二大农业支持措施。研究内容二：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一以美国脱钧支付政策为例。本研究通过对各种国内支持政策手段的理论分析发现,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挂钩补贴政策,如基于产量的支付政策、基于投入的支付政策和基于种植面积、牲畜数量、收益和收入的支付政策,其中基于种植面积的、牲畜数量、收益和收入的支付政策的影响小于前面两项政策。由于脱钩支付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7、2002和2007年美国农业部普查数据,使用历史油料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脱钩支付政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脱钩支付量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主要的原因是,脱钩支付政策是通过影响生产者的风险偏好、资金限制、劳动参与、收入预期等途径来间接影响农业产量的,这种间接的作用机制使得脱钩支付对产量的最终影响程度较小,从而导致脱钩支付变量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研究内容三：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对国际粮食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一以OECD国家为例。在实证分析脱钩支付政策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可以判断国际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从而延缓了国际粮食供给的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利用OECD农业支持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国内支持政策由价格支持这种扭曲较强的政策转向脱钩补贴等扭曲微弱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GTAP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2001-2009年发达国家国内支持政策变化因素对国际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的贡献度分别为8.81%、0.25%、9.29%和3.30%,2004-2009年的贡献度更高,分别为10.52%、0.34%、11.55%和5.26%。研究内容四：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的启示。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调整经验对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在最低收购价收购和临时收储政策的支撑下,国内外的价格差越来越大,导致出现边收储边进口的困境。在目前WTO的框架下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因此需要对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调整。根据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确保粮食安全,并兼顾农民收入,因此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还应该以挂钩支付政策为主。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中国农业支持将要从价格支持政策转向目标价格补贴和目标价格保险政策。本研究对中国采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代替市场价格支持措施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采取目标价格补贴代替市场价格支持措施将导致国内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下降17.59%、8.92%、7.02%和10.50%,国内外价差的缩小也将导致进口量的下降,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的进口量分别下降27.2%、25.2%、28.3%和2.41%。在实际补贴过程中,由于按照产量进行补贴需要进行大量的统计,花费大量的政策成本,在目前情况下,对种植面积进行补贴可能是一种更有可行性的办法,但基于种植面积补贴对生产的刺激效应要小于基于产出的支付效应,所以根据种植面积进行支付,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的产量比基于产量的支付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