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军队中性病患者日渐增多,为了控制性病的传播,英国在1864-1869年相继颁布了三部《传染病法》,其中规定国家应对军队驻扎地区周边的疑似妓女的妇女进行强制性检查以便为男性提供安全干净的性对象。如此不人道的规定,迅速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反对,轰轰烈烈的废法运动随之展开。宗教力量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的原始文献主要包括废除派组织出版的《盾牌》报纸,英国议会下议院议会文件等。本文在文献研究法与个案研究法的基础上,以废法运动为例,将废法运动置于道德改革这一大背景下,从宗教角度切入。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以及结语三大部分。围绕对妓女的管制,法律被一步步修改,其实施地区也进一步被扩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废法运动逐步展开,各界力量相继卷入。由于《传染病法》对男性性道德过于放纵,意图使卖淫安全合法化,宗教人士也积极投入到废法运动中,并对废法运动引发的道德改革深表忧虑。为取得废法运动的成功,兴起了大量自助组织,并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领导人物。他们都曾高举宗教的大旗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对《传染病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约瑟芬·巴特勒童年时期由于受到众多教派的影响,形成了对基督教最广泛深刻的认知。她慷慨激昂地在公众会议上上发表演讲,使得《传染病法》问题进一步公开化。她欢迎来自任何地区的支持,不管其所属的教派。约瑟芬的丈夫乔治·巴特勒,作为一名圣公会教徒,积极推动国教人员投身废法运动中。他希望从罪恶的根源上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单方面地对弱势群体的下层女性实施监管。托马斯·格思里牧师强烈谴责《传染病法》背后的监管原则,担忧以这样的邪恶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系统对英国整个社会的道德危害。格思里先生通过发表文章,发动请愿,希望有更多的宗教人士能够站立出来,为弱势女性群体发声。亚历山大·达夫牧师号召基督教会和所有热爱国家的人,应该毫无畏惧地走在面向上帝的责任道路前列,积极推动废法运动。英国国教在废法运动上表现出犹疑不定的态度,并没有迅速投身废法运动中。相较而言,贵格会最先对废法运动做出了积极表态,并注重加强各教派间的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废法运动。考虑到法律的本性,卫理公会几乎一致反对《传染病法》,创办杂志,发表言论,抨击法律。长老会在废法运动中同样表现突出,众多长老会教派积极召开会议,并向议院提出请愿。总言之,非国教徒给予了废法运动强大的支持力。在对待妓女的态度方面,英国国教和非国教徒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英国国教认为妓女是罪人,受到严重的惩罚罪有应得。非国教徒同样相信卖淫是罪恶的,对妓女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同情和宽容。针对《传染病法》透露出的明显的双重性道德观,宗教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这样的双重标准严重悖逆了上帝之法。在双重性道德观的指引下,一部分受造物被降级为罪恶的容器来满足人性的私欲,众多宗教人士借用上帝的话语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传染病法》的颁布,也引发了以医学话语为包装、支持国家强制干预的管制主义派和废除主义派的激烈争斗。管制主义派认为卖淫是必要的社会罪恶,无法完全杜绝,应进行强制干预。废除主义派借用非国教徒语言向国家干预提出抗议,呼吁社会道德力量,保护公民权利。废法运动最终得以取得胜利,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废除派主要领导人,利用宗教加强运动的道德色彩,从而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非国教徒积极投身废法运动,创办组织、发表言论、签署请愿书等。宗教在社会道德风尚净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方面也具有重要影响。宗教对废法运动道德色彩的渲染,推动了英国社会道德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