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明学意义上,“寂”是心的本然状态和本质属性。一方面,“寂”是在心物关系中被理性推知而未被感性认知的认识论范畴;另一方面,“寂”是在相对待的心物关系中超对待的本体论范畴。阳明学对“寂”范畴的理解,既显现着心学对禅学本体论的取法,同时辩疏了心学与禅学基于认识论分途而显现的根本学理差异。作为一种存在状态,“寂”不否认“心”“物”的客观性。“心”对“寂”的体认是各个体同一的切身体验。天地间必然存在尚未被知觉且具有被知觉之可能的“物”处于“寂”的状态,与“心”不间断地构成“同归于寂”的关系。作为禅化的儒学,阳明学以“虚寂”概念指摘释氏心物支离之病,又借“虚寂”一语挺立体用问题。“虚寂”兼具虚灵与明觉两重内容,但是区别于释氏的“养觉而啬用”,在阳明学话语体系中凸显“养觉而通用”。故“唯识无境”说因借心识的本体性论证万法皆空、离念即真,被谓为“虚寂”;“心外无物”说则是心性与物性的共同升华,彰显着我与天地万物之存在与意义的“明白”。然而,阳明学以知行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为第一性,以心物同体为价值导向,这必然推动“寂”的认识论意义的解构与转向。作为本体论范畴,“寂”是“致良知”的本己本质和终极趋向。首先,“良知”是“寂然不动之本体”。“寂”以“知体常寂”的先验性和“无存无忘”的无执性成为良知之为“良”的本质属性。“虚寂”以“空空”之秘藏义和“屡空”之破执义赋予“良知”禅学意味,同时推进构建良知本位的三教本一论。循于“虚寂”的应然本质,“寂体”等同于“良知”;而循于“虚寂”的实然状态,“寂体”则是“良知”未发时的“上一截”。其次,作为超对待的良知本质,“寂”与“感”的关系呈现出“常寂常感”“无寂无感”的同一性。其一,“寂”是跻于“有”“无”之间的本体论和境界论范畴:“寂照含虚”即“无”的境界,“合寂感”“彻内外”即“有”的境界。而“寂”曰“无”、“感”曰“有”则是以“寂以宰感”的认识论视角阐释“寂”的“无而未尝无”,带有佛学的“空”“无”色彩,与阿赖耶识的变现说互通。其二,“寂”即“静”“定”。“静”“定”意味着在“无”的境界上展开“有”的知行活动,这是主体意识自觉遵循良知的结果。其三,“寂感无时”是就良知本体而言,“感前有寂”是就致良知的“预”的工夫而言。其四,“几”是“寂”“感”之间的端倪,亦是“寂”“感”一贯的良知。“见在的几”是良知的自我澄明,可谓为“独”;亦是良知的动而未形,而更重于“生”。若谓“几”与“寂”“感”是相并列的三种心灵状态,或谓“寂”“感”之间无有“几”,而以“寂为感之几”,亦均是以“寂”为先在和主导,依属于“有无不形”的“无”境界。最后,“致良知”是以“归寂”为终极趋向的“良知”的自我明证。“归寂”与“通感”的关系化约为“感处做归寂”和“归寂以通感”两种工夫形式。“感处做归寂”是以“寂”言“悟”:“致良知”存于“一念之微”,“一念自反”即是“归寂”。“归寂以通感”是以“寂”言“修”:“静”中存养“良知”,保证“良知”充量呈现。在“即用求体”的一元论中,“归寂”的本质是良知“自反”;在“立体达用”的二元论中,“归寂”的本质是良知“存养”。两者以不同的本体论结构和工夫论形式诠释着“归寂”与“通感”的“体用一源”。阳明学“寂”范畴的价值取向关系着心学体系的立论与发展,勾连着三教之学的激荡与融合。在本体论层面,以“寂体”代“良知”推动了良知学的转折,其中二元论倾向刺激着阳明心学至朱子性理学的转向,同时实现了朱学体用观在心学思想体系中的展开。“寂”范畴未泥于宗教形式,却粘连着宗教气质。它以人的内在超越性涵摄了宗教性,表现出修身与修心的“立体”取向。“立体”取向实现了宗教精神和道德伦理的统一,使得“主静”思想主导的“静坐”工夫重新成为中晚明儒者的重要工夫形式。“寂”的境界体验通常是持之以恒的自我修养的结果。在自我深化与自我扩展的过程中,主体进入一种无与伦比且无法被剥夺的精神境域。“寂”的境域实现了良知的自我澄明,带来不可言说的乐感体验,它以体悟“与物同体”为最高价值,超越时间和空间以及其中一切差别,带来绝对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寂”境界以终极的自我转化和神秘的心理体验融通于“禅”境界,同时以出世精神尽入世之事而超越于“禅”境界。“寂”是一个超理性的非理性范畴,彰显着伦理且超伦理、审美且超审美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