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实质是分摊被保险人群体的风险,以保险合同为媒介,实现保险费与保险标的风险的对价平衡。危险增加通知规则的意义在于,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时,通过矫正保险合同的效力恢复对价平衡。然而,从通知规则适用的司法实践来看,存在通知义务是法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通知义务是否属于免责条款、通知规则是否适用于强制保险、显著性的判断标准、是否需要区分义务人的主观可归责性等诸多争议,相似情形之间的裁判结果差异极大,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正观感,体现出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通过对基础理论的分析,可知通知规则的法律基础是最大诚信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情势变更原则不应作为通知规则的法理基础。通知义务的属性为约定义务,保险人不能仅仅依据保险法规定进行免责,而必须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并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危险增加可以根据义务人的可归责性区分为主观危险增加和客观危险增加,使存在主观过错的被保险人一方承担更加严厉的法律后果,督促通知义务人主动维系对价平衡。而将危险增加区分为约定的危险增加与未约定的危险增加,则指明了保险法设立通知规则规定的意义在于明确合同约定的危险增加情形只有符合“显著性”条件才能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为了尽快恢复保险合同对价平衡,义务人通知的期限应理解为“立即通知”,而履行义务的方式在所不限。结合典型立法例审视现有争议问题,发现各国多将通知规则作为保险法的一般规则或则总则中规定,我国将通知规则置于财产保险部分,不当限缩了该规则在部分人身保险中的适用;实践中认为强制保险不能适用的观点,也因为混淆了保险双方与事故被害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而有所不妥。关于危险显著增加的构成,应当包含“显著性”“持续性”“未曾估价性”三大要件,并且统一于“危险增加严重破坏保险合同对价平衡,其程度足以使保险人决定增加保费或解约”的实质标准,我国立法既没有突出核心要义,列举的几种情形也无法概括实践中的复杂情况。现有关于义务主体的“单一主体”“复合主体”“选择主体”三种立法模式中,“选择主体”的模式最有优势,比我国仅将被保险人列为义务主体的规定更为妥当。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中,“近因原则”符合保险法体系性要求,比“条件说”更加严格,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一方的利益,避免保险人“责任逃逸”,也比“折中说”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因而立法应予明确规定。法律效果方面,我国通知规则的规定既没有区分主客观危险增加的不同效果,也没有规定法定的义务豁免情形,在适当履行情形下对提高保费与解约的权利关系、权利行使期限规定不明,在怠于履行情形下也没有明确未发生事故或事故因果关系不成立时的法律效果。为完善我国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规则,建议:一是适当扩张通知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类的角度应扩张至人身保险中的“第三类保险”,从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分类的角度应扩张至强制保险的内部关系。二是进一步明确“显著性”“持续性”“未曾估价性”作为认定“危险显著增加”的三大要素,并在具体判断中坚持实质判断标准,同时在司法个案中应以法学方法论统一法律解释方法,避免恣意裁判。三是借鉴“选择主体”模式,增加投保人作为通知规则的义务履行主体。四是确定“近因原则”作为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才能既符合体系解释,又符合我国保险客观环境。五是完善通知规则的法律效果。在适当履行通知义务时,区分主客观因素,弱化客观增加的法律后果,保留保险人对提高保费或解约的选择权,明确1个月为保险人行使权利的默认期限。在怠于履行通知义务时,规定未发生事故时保险人有权提高保费或解约,并区分主客观因素规定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效果。同时,设定保险人明知、应知或明示无需通知、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为了保险人利益等法定的义务豁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