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病理,力图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题中之意。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审视人的自由问题,寻求人的解放道路,揭示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总体性统治,指认资本与理性的合谋,形成了独特的悲剧哲学理论。在戈德曼看来,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在于破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幻像。戈德曼试图通过悲剧哲学的建构,揭露人的生存本真状态,让人重新认识到本真的自我,打破资本主义对人思想的全面控制,使无产阶级清楚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历史使命,激发无产阶级在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戈德曼的悲剧哲学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探寻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在戈德曼看来,18世纪的启蒙理性通过反对宗教而将人从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今天,启蒙理性内部所孕育的文化历史危机逐步显露,造成了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化困境。近代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元的认识论基础上,将主体从外在的世界中独立出来,试图通过对物的认识来理解人的自由。所以,近代形而上学以普遍因果关系为基础,以单向性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进行知识的分类,追寻最终的决定者即实体。近代理性主义的实体是从差异性的事物之中抽象为普遍的共性的实体,把差异性的事物还原为同一的绝对的本质,以同一本质作为控制和把握事物的其他的方面,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凡与“同一本质”不符的,会被漠视、清除甚至改造,它以绝对的权威,占有和左右一切异质性的因素。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戈德曼通过构建悲剧哲学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进行了病理分析。戈德曼认为理性因素对人而言是非常重要,但却并非是人的全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对天启信仰的批判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使人从蒙昧状态解放出来重新审视自我,对人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过,近代理性哲学在批判宗教神学信仰的同时将信仰也一起抛弃,而偏执于理性的知识确定性。事实上,宗教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它是使哲学在信仰中得到提升的重要时期。宗教哲学对信仰的追问是对人有限性的反思,人不可能完全理解自身的自由存在和绝对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性始终是有限的,只能去接近无限的存在者,因此,宗教哲学以信仰拓展了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不过,宗教哲学抬高信仰贬抑理性的做法束缚了人的自我意识,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抬高理性地位而抛弃信仰的做法让人丧失了对世界价值的认识。因此,戈德曼认为,要恢复理性和信仰、科学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综合关系,就应当从人在世界之中的实践活动入手加以分析。首先,戈德曼以“一切和乌有”概念为基础建构悲剧世界观。在戈德曼看来,悲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切和乌有”,既不是“一切”也不是“乌有”,不是去肯定哪一种,而是两者的综合。他反对黑格尔和尼采将悲剧看做是一种和解,而认为悲剧在本体上就是永恒的断裂。人作为现实性的存在者意味着在“一切”和“乌有”之间是缺一不可的,相互反映和确证的。人生存生活于世界上是不完善的,人的实践活动必然指向对世界完美的把握,也就是“乌有”。如果没有“乌有”,人就很难保持独立性而超越这个世界。一方面,“一切”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在有限世界之中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人可以通过实践活动确证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乌有”作为对无限的存在的把握,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趋近于目的,是“一切”的本质。人的实践活动在“乌有”中不断抗争“一切”而趋近于“乌有”的过程,这就是悲剧的本质。戈德曼认为,“一切和乌有”并不能偏执一端,而是将“一切”和“乌有”作为整体加以理解,是人意识到自身行动的现实性之所在,既充满希望,但希望又不在现存世界之内,而在希望中超越世界和自己。其次,戈德曼认为“乌有”的缺失导致了悲剧意识的衰微。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试图通过理性对宗教信仰的批判,确立道德的个体以达到有限与无限的和解,将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在知识之外,进而对世界形成确定性的知识。在戈德曼看来,近代理性主义与资本的合谋造成了人的生存和生活双重的悲剧性,一方面,有限的人面对无限世界的恐惧和渴望,在人实践活动中不断的超越现存世界,在“乌有”对“一切”的抗争中展现出生命价值的悲剧;另一方面,人沉浸在现存世界之中,顺应现存世界而表现出生活碎片化,忽略生命价值的悲剧。后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剥削处于隐蔽状态,人的生存生活的本真存在也被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所掩盖,作为生命抗争的悲剧更被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享受和消费的活动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一个颠倒的状态,用虚假取代真实。因此,戈德曼认为,悲剧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将科学和道德结合起来的辩证思想,也就是理性主义盛行的今天,如何能够在取代宗教信仰的同时依然能够恢复超个人的道德,以“一切”和“乌有”的综合为理论基础,重新确立悲剧意识。最后,在戈德曼看来,确立“一切”和“乌有”的综合,最终是要实现悲剧人的解放。要想实现悲剧人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近代哲学所取消的共同体和宇宙,让人重新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存在。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就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实践性关系。在实践活动中,个人不可能脱离共同体而存在,共同体必然在个体中得到显现。所以,人的解放并不是孤立个人的解放,而是将个人纳入到集体、集团和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在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个人才能形成总体性的观念,才会对总体性意识形成悲剧性的希望,引导人的行动指向可能性的未来,意识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努力承担共同体之责任,在行动中不断完善现存世界,坚定未来世界的信仰。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中,戈德曼十分推崇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认为它既保证了社会主义性质,又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戈德曼在理论上趋向保守,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总之,戈德曼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家之一,其理论即受到法国哲学传统的影响,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悲剧哲学。戈德曼的悲剧哲学吸收了法国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认为个人自由为前提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同时他也与法国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交锋,认为以阿尔都塞为首的法国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主体排除在历史结构之外的做法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戈德曼在吸收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理论过程中,试图将事实和价值统一起来,但却并非是黑格尔式的同一,而是通过思与在的断裂重新激发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相互作用,消弭黑格尔的折中主义,提出主体与客体是不完全统一,将历史活动看作具有指向性的不断行进的过程,试图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不过,戈德曼对马克思思想的康德式解读,使得马克思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可也削弱了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同时戈德曼对辩证思维的理解局限于从形式上规范经验内容,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依靠绝对的价值规范,而没有看到内容本身是通过内在矛盾的自我实现、自我运动和完善的进步过程,更是世界在其内在结构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性的自我扬弃。以往人们总是将辩证法看做认识外在对象的方法,或者理解为铁的一般规律,而忽略了辩证逻辑不是停留在精神观念的逻辑,而是一种实践逻辑,历史的发展正是人实践活动的展开,所以实践逻辑同时也是历史逻辑,表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戈德曼的悲剧哲学试图通过实践的逻辑,唤醒工人阶级不断反抗现存世界的革命意识,不过,他的悲剧理论却反对激进的方式实现革命,认为没有一次性的完成,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解放过程,革命目的的趋近,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趋于保守,而趋近于改良主义,重新陷入了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