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与“民族”无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它们的争论是人类模糊性语言表达的固有通病所引起的。就我们来说,这些概念经过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传输过程,产生的歧义更难以把握,可供讨论的空间也愈大。因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是颇具声势了。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两个术语不仅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不同语境下的话语表达。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和实践意义。通过个案的研究来揭示“族群”与“民族”的本质特征显然是不充分的,但这样的讨论却是对那些立足于书斋的“研究”的另类解说。本文试图从村落的视角来看“族群”与“民族”的不同涵义,进行更为多元的思考。文章在追溯这两个术语的理论界定时,特别关注美国学者斯蒂文·郝瑞的观点。他认为,“族群”概念是在地方性语境中得以界定的,“民族”概念则是被框定在国家民族主义的语境中的。换句话说,“族群”是文化的族群,“民族”是政治的民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展开的,力图用一个鲜活的实例进行呼应,并希望在更具细节化和张力的脉络中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意义。桂西北的隆林县是一个典型的族际社会,壮族是隆林的土著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族、彝族、苗族、仡佬族等族群不断迁入,形成异常复杂的族群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族际社会在特定的时间状态之下就存在于相互交织的方式中。隆林的地方史,是当地族群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族际社会的发展中,若用变迁的观点来看的话,则存在着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其中,汉文化的散布与流播是涵化最重要的议程。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汉文化的传播是与中央王朝力量的渗入相伴生的。在隆林,族群的交往更多是以汉文化为平台的。族群的交往和互动是族群认同与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相互的接触、交往过程中,认同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互动的方式是多样的,文章以语言、市场、通婚为载体观察俫人与周边族群的交往情况。最后指出,族群并不是在地域、经济和社会隔绝状态下形成的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生成的社会惯习或组织。由于文化涵化,特别是汉文传播的深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一族群的族群性理解为“己群”与“他群”区分的特有属性。因为我们在当地看到的文化是非常具有同质性的,但在某些关键的环节则可能保持着原生的态势。俫人对祖先苦难历程的认同是一种基本的认同,在族群的建构中起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