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企业越来越期望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自愿作出对组织有益的角色外行为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然而,在中国的组织情境下,员工所表现出的公民行为可能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上级领导或组织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实施角色外行为,如中国职场中广泛存在的强制加班等现象。这一背离组织公民行为初衷的行为,被学者称为强制性公民行为（Vigoda-Gadot,2007）。作为非自愿的组织公民行为,现有研究认为强制性公民行为会诱发个体的消极应对行为,并进一步对组织造成消极影响,包括增加员工的工作倦怠、离职意愿、情绪耗竭以及反生产行为等（Vigoda-Gadot,2007;He,2018）。强制性公民行为对企业的破坏性影响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但现有关于强制性公民行为消极影响的研究却较为单一和匮乏,主要集中于对员工工作压力、离职意愿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对中国情境下的强制性公民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就变得颇具意义了。目前,尚未有文献研究强制性公民行为与员工知识隐藏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人际互动过程中一方的行为积极与否会激发另一方以同样的行为来进行互换,资源保存理论又证实了在面对压力情境时,个体会将资源损失视为外在威胁加以防范。因此,为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之处,本研究考虑引入个体情绪资源作为连接个体工作压力源和行为的桥梁。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为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机制,同时引入组织认同作为调节。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由强制性公民行为、情绪耗竭、知识隐藏行为和组织认同组成的理论模型。通过对国内各企业的291份员工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员工的知识隐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受到组织认同的调节作用。即当组织认同度较高时,员工所遭受到的强制性公民行为越多其所展现出的知识隐藏行为就越少;相应的,当组织认同度较低时,员工所遭受到的强制性公民行为越多其所展现出的知识隐藏行为就越多。其次,强制性公民行为通过提高员工的情绪耗竭水平,进而诱发其知识隐藏行为,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受到情绪耗竭在的中介作用,并且此中介作用受到了组织认同的调节。即当组织认同度较高时,员工所遭受到的强制性公民行为越多其情绪耗竭水平就越低;相应的,当组织认同度较低时,员工所遭受到的强制性公民行为越多其情绪耗竭水平就越高。本研究不仅进一步探讨了强制性公民行为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消极影响,而且揭示了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员工知识隐藏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弥补了强制性公民行为相关研究的空白,拓宽了现有研究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