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包含多种要素,既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也可以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这种双重角色使得戏剧的翻译研究困难重重,戏剧翻译因此也成为翻译研究者们激烈讨论的话题。戏剧符号学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者将戏剧文本视为文学分支的局面,极大拓宽和丰富了戏剧翻译的研究视角,也同时引发了不同学者之间对于“戏剧翻译的概念”,“戏剧翻译原则”,“戏剧译作是否完整”等方面的论争。毫无疑问,戏剧翻译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学翻译范畴,戏剧角色的塑造和最终呈现需要戏剧翻译者和戏剧工作者(导演,演员等戏剧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然而,戏剧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现状却进展缓慢。以莎士比亚作品的中文翻译为例,我们就能发现这一困境。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有多个中文译本,以Hanilet为例,就有朱生豪、卞之琳、孙大雨、傅光明、顾正坤等多位译者对其进行翻译,但这些译本都不适合于剧场演出。所幸,很多西方剧目都在国内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如,2018年8月份国家大剧院推出的《暴风雨》就给观众带来了强烈震撼,这为西方戏剧的翻译和翻译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那么,如何理解戏剧文本与剧场文本之间的关系对于以演出为导向的戏剧翻译的意义呢?因此,本研究以The Tempes/的翻译为例进行探索,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戏剧符号学起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捷克“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创立的第一个系统研究艺术的结构符号学方法。起初,这一方法集中于诗歌和一般文学作品的研究,后来逐渐扩展到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同时,符号学理论也为戏剧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随着戏剧符号学的发展,学者们将戏剧文本(dramatic text)和剧场文本(theatrical text)划分为1 1个符号系统,分别为戏剧体系、戏剧语言、戏剧体裁互文性、戏剧文本结构、戏剧形式表达、戏剧审美、戏剧逻辑、行为道德、意识形态、心理和历史因素。这种划分为研究戏剧文本与剧场文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清晰的架构,同时为研究戏剧翻译文本如何实现剧场价值开辟了途径。本文选取了戏剧语言、戏剧逻辑、心理以及历史这四个符号系统,结合莎士比亚戏剧The Tempest朱生豪译本,详细剖析如何进行以演出为导向的戏剧翻译。众所周知,朱生豪先生的莎剧译本一直以极高的文学性著称,但在戏剧符号学的规范下,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是否适合戏剧演出以及具体的原因都有待探索。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对所选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戏剧语言、戏剧逻辑、心理以及历史这四个符号系统来看,朱生豪先生的The Tenmpest译本并不适合剧场演出,原因如下:首先,在语言层面,朱生豪先生注重与原文的形式对等,而忽略了表演对译文美感的要求;其次,在逻辑方面,朱生豪先生似乎没有考虑到剧场演出信息的“即时性”对逻辑清晰的要求,逻辑复杂会给观众带来理解负担,进而影响观剧感受;再者,在心理方面,同样由于原文本的限制,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未能较好展示剧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最后,在历史方面,由于源语文化与中文的文化差异,再加上朱生豪先生所处的年代与现代的文化时差导致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不适合现在的剧场演出。除此之外,在戏剧文本的翻译中,戏剧语言、戏剧逻辑、心理以及历史这四个方面的符号系统相互关联、交叉,戏剧语言处理不当会导致戏剧逻辑、心理等系统的问题,而历史特点又会反映在戏剧语言、戏剧逻辑及心理系统中,从而给戏剧翻译带来困难。故而,对戏剧译者来说,首先,由于戏剧具有极高的审美特征,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其次,戏剧译者要熟知戏剧文本的各个符号系统和与之相对应的剧场演出符号系统,这样才能保证戏剧译本最大程度地符合剧场演出的要求;最后,戏剧译者还要注重与剧场工作者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这对于保证译本的可演出性具有很大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戏剧符号学给戏剧翻译研究提供了系统性框架,从而清晰呈现了戏剧译者的任务,对于指导戏剧翻译具有极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