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对外经贸合作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让中国进一步打开了大门,缅甸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近年来随着中缅不断深入合作,两国制度环境水平的差异长期对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质量造成了一定制约,再加上技术条件、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两国开展大规模经贸合作。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环境水平和要素禀赋也长期困扰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如何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对外经贸合作的质量,就成为当下亟待攻克的难题。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融合税收比率、市场规范程度、法制保障和政府运作4个维度的东道国制度环境体系,包含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的经贸合作体系以及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和劳动力3个维度的要素禀赋体系,从理论层面探讨不同维度的东道国要素禀赋条件、制度环境对经贸合作的影响机制。然后,以中国和缅甸两国为研究对象,选取中缅两国2009-2017年数据,深入剖析双边贸易结构、贸易规模和投资现状,并进一步检验在东道国要素禀赋的约束下,本国制度环境对贸易进口额和外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缅两国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小且发展不均衡,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不够合理,但贸易和投资的互补性相对较高;(2)缅甸主要是税收比率、市场规范程度、政府腐败程度等制度环境对中国向缅甸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制度环境四个维度均对中国向缅甸投资产生了积极性。中国的法律环境对缅甸向中国出口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税收比率、市场规范程度和政府腐败程度对缅甸向中国的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法制保护程度对其没有显著影响;(3)在要素禀赋水平较低的客观约束下,缅甸政府也在努力完善制度环境,加大对外贸易,不断丰富商品进口结构,但是缅甸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向缅投资造成了一定影响,自然资源禀赋与劳动力禀赋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要素禀赋的约束下,中国的制度环境对缅甸进口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的自然资源与技术条件依然享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自然资源与技术水平是缅甸向中国投资的重大阻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旨在通过上述研究,进一步丰富要素禀赋、制度环境与经贸合作关系的研究体系,同时为开创中缅经贸合作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合作新格局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