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公司理论中，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是公司最重要的两大决策。投融资关系一直是财务界关注的焦点，二者是企业资本流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动态表达，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体现出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并且，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也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这些增长高度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和大量的能源消耗，体现出粗放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并不让人乐观。已有一系列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不高，非效率投资行为普遍存在。因此，如何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资本市场是新兴的不断发展的资本市场，基于我国独特的资本市场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特点，研究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效率与融资行为的关系就显得极其必要和迫切。目前，股权再融资、可转换债券和银行贷款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本文试图研究这三种融资方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监管结构的政策制定、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等提供理论依据。恶性增资是管理者经常要面对的决策困境，其行为明显违背了传统的经济理性原则，是一种常见的投资陷阱，它不仅仅造成资源的浪费，更使企业失去发展的机会。本文之所以选择恶性增资作为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的衡量标准，是因为恶性增资既是一种常见的决策者心理倾向和认知偏差，又是公司代理问题的产物。恶性增资作为一种非效率投资，相比于其他非效率投资，恶性增资对企业融资方式更为敏感，因此本文从恶性增资视角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主要融资方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这将是对以有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基于转轨时期的制度背景，以2005-2010年沪深两市公司为样本，分别研究了股权再融资、可转换债券和银行贷款融资方式对恶性增资行为的影响，并对三种融资方式对恶性增资的影响程度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再融资和银行贷款融资均容易导致恶性增资，且银行贷款融资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概率大于股权再融资。在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后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融资更易导致恶性增资行为。上述研究不仅从恶性增资视角推动了投融资理论的研究，而且推进了恶性增资的研究，同时使我们从恶性增资视角深刻地认识了股权再融资、可转债和信贷融资方式的经济后果及其差异，为完善我国股权融资、可转换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机制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