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是指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这一年的《晨报副刊》。由于在撰稿人员、编辑方针、版式设计、出版结构和传播内容上与之前李大钊、孙伏园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有着较明显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体现出较为浓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对于传播新文化,改造中国社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法、文本分析法考察了徐志摩主编时期《晨报副刊》的现代性,希望本研究能够丰富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畴和价值,并为当下社会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借鉴。本文共分为6章。第1章绪论;第2章主要论述《晨报副刊》与现代性的关系:阐释了现代性的意义,论述了现代性适用于本研究的理由及理论适用的基本内容,以及现代性与《晨报副刊》的具体关系;第3章研究徐志摩主编时期《晨报副刊》的革新,叙述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在出版结构、编辑部门、版式设计和栏目设置上的革新,兼论媒介的现代性;第4章是主体章节之一,主要考察《晨报副刊》与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第5章是主体章节之二,主要考察《晨报副刊》与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第6章是结论。研究发现,徐志摩主编时期《晨报副刊》的革新,形成了报纸副刊插登专刊(周刊)的出版结构,周刊在关注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新闻性、实用性和服务性。另外,在编辑方针、版式设计、传播内容等方面,《晨报副刊》都体现出媒介的现代性,即形式上采用西化元素,风格上体现出“创造性、天才的朴素性和冒险想象”的美学特征。其次,《晨报副刊》中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表现为《晨报副刊》对于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和教育现代性的追求。本文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为追求国家的真正独立,继而产生对国家富强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这一过程中,“启蒙”是手段,而“救国”是目的,《晨报副刊》以其版面的现代性、文章的丰富性、观点的多元性以及传播的强效果,做了大量唤醒民众、启蒙国民的工作,以追求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和教育现代性为主线,试图造成一个从内而外都称得上真正的中华民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最后,《晨报副刊》中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表现为《晨报副刊》对于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性的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包括现代卫生观念的传播、现代社会组织的提倡以及衣食住行质量的改善;新的价值观念包括男女平等观念的传播、个性自由解放的呼声、近世科学精神的提倡。《晨报副刊》提倡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即从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细枝末节,摒除那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糟粕,来塑造国民新的生活面貌。这体现了《晨报副刊》对于人的关注和对人的改造,即造成“新民”,为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