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修补、重构和“推进”，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论事件。其中，普列汉诺夫与阿尔都塞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引向斯宾诺莎的做法就代表了两条典型的路径。深入解读和评析这两条路径，对于澄清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二国际时期，以考茨基等主流派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由于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方法与结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统一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非辩证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理解，最终在革命理论上与现实策略上一并滑向了折中主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打着“回到康德去”的旗号试图“修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却最终在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针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普列汉诺夫提出了“回到斯宾诺莎去”的口号，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继承近代唯物主义的理论传统才能确保它的根基。因此普列汉诺夫力图通过一条退行性的路线把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经由费尔巴哈与18世纪唯物主义者，最终“导回”到斯宾诺莎去。从本质上看，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做法旨在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从根本上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变体。在这个基础上，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当作是对旧唯物主义的深化与推进，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领域的结果。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人本主义的泛滥、与黑格尔哲学在欧洲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陷入了困境，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危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本主义与教条主义等解读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并深入追溯了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关系。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与斯宾诺莎都是通过对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分与划界批判了传统的经验主义认知结构，基于此阿尔都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论方法与理论实质。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理论都确定为一种结构因果观，这种结构因果观正是对传统表现因果观的超越。从实质上讲，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思想连续性的解读是一种结构主义式的解读。正是通过一种结构主义化的重置，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了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和反历史主义，而历史在他那里则被当作了一个无主体，无目的的过程。　　至此，普列汉诺夫与阿尔都塞基于不同的理论需求和逻辑路径，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到了与其相异质的斯宾诺莎思想当中。由于他们各自的理论本身自然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限制，他们必然走上一条背离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道路。普列汉诺夫把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自在自然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而他的理论带有浓厚的自然本体论色彩，在割裂了历史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消解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阿尔都塞则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将历史主体贬抑为社会结构的功能性承担者，认为历史发展的进程表现为生产关系结构的断裂与变迁，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科学回答了自然与历史在实践活动中介下的具体统一，确认了历史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内在统一关系，并揭示了事实与价值的辩证整合。这些方面共同表明马克思绝不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相反，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一切旧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