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福利的改善,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因而,是什么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怎样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创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构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框架。但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演进,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现象,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之谜。如“经济增长余值之谜”、“列昂惕夫之谜”和“卢卡斯悖论”等,人力资本理论由此应运而生。该理论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之谜,认为经济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因素。这一发现重新唤起了学术界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热情,最终推动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确立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人力资本是抽象的人类能力,理论与实证研究要求将其具体化,但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和令人信服的衡量标准。现有研究通常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存量,主要从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价值去度量它,并认为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我们注意到,一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不高的地区却有着很强的经济活力,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实力和较强的经济增长潜力。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是投资的多寡,而是其“合适性”和“有效性”。与经济增长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即合适的有效的人力资本就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是在以往研究中未被注意到的人力资本特质。为此,本文提出“人力资本适配性”概念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内核,即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适配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发现和验证人力资本适配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本研究首先对人力资本适配性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经济增长阶段、环境和背景在人力资本适配性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根据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确立了二者的适配路径。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知识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及其对人力资本适配性的要求,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1978～2007年的基础数据构建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适配度”指数,用以衡量中国人力资本适配性的高低。通过对人力资本适配度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明确了人力资本适配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借鉴索洛模型与卢卡斯模型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适配度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并证实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适配度门槛,由此将中国各省市区划分为人力资本适配度门槛上与门槛下地区。通过对两区域人力资本适配度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两区域有着非常不同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诉求。为寻求与两区域经济增长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模式,根据其各自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与经济增长特征,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模式:即人力资本适配度门槛之上的地区应采取“科技引领技术创新带动型”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模式;人力资本适配度门槛下的地区则应采取“政府主导产业变革推动型”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模式。并对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1)从人力资本适配性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与以往研究相比,突出了具有“合适性”与“有效性”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符合人力资本的特性;(2)尝试建立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基本理论框架,补充和丰富了现有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3)检验并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人力资本适配度门槛,并通过人力资本适配度单门限两区制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异”过程,更加贴近中国经济增长现实情况,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能力;(4)根据人力资本适配度门槛上与门槛下地区不同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需求构建了不同的人力资本适配性培养模式,对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由于参考文献与研究资料的欠缺以及时间与经验的限制,人力资本适配性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比较稚嫩和单薄;在人力资本适配度指标体系的稳定性上还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对零经济增长状态下人力资本适配性的解释上较为薄弱。这些不足之处都需要假以时日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