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是伴随人类成长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研究的核心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搭建沟通的桥梁,从而成功地进行交流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全球化日益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传播、交流、冲突和理解这些核心问题也日益凸显,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它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国家软实力传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也变得日益重要。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14岁接受洗礼成为浸礼会信徒。1869年,他怀着传播福音的信念来到中国,进行了长达四十五年的传教活动。李提摩太凭借着自己虔诚的信仰、强健的体魄、宽容、博爱而又执着的性格,采用传教方式本土化、把传教与世俗事务相结合等巧妙策略,将基督教教义连同西方先进文明一并传递给中国人,赢得了一些中国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敬仰,并且成为晚清中国著名的学者、宣传家、政客,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在近代西方来华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李提摩太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目前有关李提摩太的研究较少,从其传教活动来研究跨文化传播策略的文章更是被众多学者忽略,本文主要分析了李提摩太一系列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并由此为全球时代下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了一些建议。虽然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宗教征服,但是他们同时也传播西学、兴办报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不可忽视,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文化侵略”。跨文化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跨文化传播带来的异域文化,要用其长避其短。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提出“跨文化传播”后,以跨文化传播能力为研究核心的跨文化传播学相继出现,并得到持续发展。围绕跨文化传播能力出现了三种跨文化传播模式,即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以及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对这三种模式的理解有助于分析李提摩太的传教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取得成功的原因。从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来看,李提摩太的成功在于他有较高的学识修养,有较强的交流能力、应变能力、互动能力和语言表达力、协调能力以及驾驭能力。从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来看,李提摩太的成功在于可以克服焦虑、偏见、恐惧、死板、孤独等心理障碍,通过广泛地参与他文化的传播活动来获得跨文化传播的能力,融入所接触的文化。从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来看,李提摩太的成功在于他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以积极的态度消除误会、建构意义、营造融洽氛围的能力。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就可以被看成是跨文化传播策略,可归纳为四大方面：第一是传教方式的本土化,包括使自身与基督教中国化、让中国人向中国人传教以及争取传教活动的合法化；第二是“寻找人上人”,开展文字布道；第三是将传播福音与兴办世俗事物相结合,包括医学布道、赈济灾民、传播西学、创办山西大学、顾问洋务、鼓吹变法；第四是不与其他宗教为敌,经过与其他宗教的接触和了解找到基督教优胜与不足之处,从而帮助他更好地进行传教工作。全球化作为当代跨文化传播的背景,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带来了文化冲突和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但我们不可能拒绝全球化,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传承本国文化,对外传播本国文化,只是一味地接受并吸收外来文化,造成本国文化论陷也是极为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寻找一些合适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既充分利用全球化的资源优势,又不失掉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展现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从李提摩太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培植与复兴,完善孔子学院在海外的教学,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