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近代中国200年来最好的时期:改革不断深入,经济持续发展,惠民政策不断,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仍然存在着风险和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顺应传统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加速推进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即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和状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加快和推进农民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弥合“二元”鸿沟,化解社会矛盾;加快和推进农民市民化,有利于用现代工业文明改造传统的农业文明,提升农民素质,实现农民现代转型,从而,最终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因此,农民市民化,事关“四化”大业,民族复兴。当前,中央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构想,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和方针指引。但农民市民化研究时间短,起点低,目标模糊;零碎肤浅,不成系统;或过于空洞或过于繁琐,亟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详尽研读、吸收整合前辈同仁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目前农民市民化的体制困境,并就如何突破体制困境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从中观层面上提出了相对独立完整的观点。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农民市民化的基本概念。包括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市民,并从现代化转型、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是农民市民化过程的变异,无论从法理学还是从词义学角度考量,都有说不通嫌疑,故本文没有采用并尽量避免使用这一概念;第二部分笔者对农民市民化重要性进行简要的论证,并着重深入剖析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困境产生背后的体制根源;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是结合实际又不拘泥于现实,从社会体制视角上就如何加快和推进农民市民化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整体战略构思。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实际又能超越现实困境就如何加快和推进农民市民化,提出相对完整和系统的战略构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农地耕作使用权界定给村民小组的主张,从而超脱了农地国有还是私有的争论,又较理想地避免了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公地悲剧”的尴尬,为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走向城市、走向现代找到了一条较为理想的出路。对农民市民化的就业支撑作用作出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指出工业装备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支撑,修正了以往研究者简单地把服务业当作农民市民化的泛泛之论。对如何解决进城农民就业、养老、住房及至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提出了相对完整、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总之,本人基于中国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背景,为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相信能为加快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