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明星般的人物,这源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深邃的反思。葛兰西兼具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这既赋予了他革命策略的深刻性,又赋予了他革命理论的实践性。而这两种特征都在他最具特色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于葛兰西的研究逐渐升温,文化领导权思想作为葛兰西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总体而言,大家都尝试通过自己的思考深入到葛兰西的理论视阈,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逻辑线索和理论面貌从纷繁复杂的文字表述中描绘出来。但是,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时间较短、理论视角的差异等原因,这些研究的结论开始走向发散,甚至有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框架的趋势。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站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视角下对文化领导权的相关理论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从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来源、哲学根基、逻辑前提、核心内容、理论影响和当代启示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获得对于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有益探索。葛兰西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思考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文化领导权思想首先是一种革命策略,是一种面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该策略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暴力革命策略,不同于第二国际的议会斗争策略,亦不同于列宁领导的政治斗争策略,创造性地将文化领导权作为革命斗争的第一站,认为必须首先夺取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实现政治领导权并保证胜利的果实。这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明显区别的地方。然而,这是否代表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成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呢?——并非如此。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另一面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框架内制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观反映。文化领导权思想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关系就成为人们评判葛兰西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文化领导权思想在根本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覆盖范围,葛兰西既明确承认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又强调意识形态在凝聚革命力量中的必要作用,实际上是创造性地发扬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方面。但是,葛兰西终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列宁。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还是能够看到其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在革命策略的选择中将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地位等同看待,强调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的理论基调。这既与葛兰西所面临的革命条件有关,又与葛兰西的思想背景有关。在克罗齐、拉布里奥拉以及意大利本土政治思想传统的影响下,葛兰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践哲学思想。该哲学体系意图超越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划分,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实践来作为理解人的社会活动、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逻辑。正是这一独特的实践视角,给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注入了新的理论能量,使葛兰西能够突破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思想的桎梏,从实践入手,从现实入手发现适应于意大利革命这一特殊矛盾的特殊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葛兰西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正唯物主义的精髓,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方法而不是理解为教条。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其理论方法上的精辟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经验借鉴。在当代中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成为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一项必要条件。想要处理好意识形态问题,光靠单方面的灌输是不行的,必须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结合意识形态的历史情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获得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同意”。除此之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社会治理涉及基层群众的组织问题,文化领导权思想同时是对基层的组织方式的有效探索,能够为构建基层组织,实现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