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深圳红利指数为代表的高股利分红股票组合在收益率和夏普比率等指标上表现异常优异，由此引发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红利因子溢价效应的问题。但理论上，著名的MM理论证明了股利分红政策或结果与股票的内在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Fama和French也未发现美国市场存在股利溢价效应，传统的三因素模型可以解释股利支付差异。但Baker和Wurgler却提出了股利溢价代理模型并基于此实证研究发现股利与股票价格高度相关，因此关于股利分红是否存在溢价效应至今仍是充满争议的问题。
　　中国学者针对股票红利方面的研究时间都比较早期，近年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问题和股利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对股利政策对资产定价研究展开深入讨论，似乎大家都接受了股利无关论，关于股利政策对市场影响的研究现有理论研究方法都集中于事件研究法，回答股利政策对市场的短期影响问题。本文试图回答资产定价的核心问题，即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股票红利因子溢价效应；股票红利是否影响股票预期收益且是股票价格形成的决定因素；基于此的影响机理如何。
　　本文主要研究股利红利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即股利红利溢价效应是否在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进一步基于异质性投资者行为出发，分析产生股利红利溢价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股票市场股利分红溢价效应不但存在，而且还不能被传统的三因素模型所解释，进一步研究发现红利型股票组合收益和非红利型股票组合收益回归结果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影响显著，在同期红利型股票收益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规模因子对红利型股票收益存在负效应，中国红利型股票收益与小规模股票存在分化现象；账面市值比因子对红利型股票收益也存在负效应，中国红利型股票收益与高账面市值比股票存在分化现象。研究还发现股利分红溢价效应并非来源于错误定价，红利型股票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并没有为股票正收益带来帮助。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归纳统计法和数理论证法，其主要贡献在于从资产定价角度分析了股利红利因子对股价收益率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研究成果，并对现实经验数据作出了合理解释，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和政策制定者更清晰地认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合理性，本文的不足主要在于红利型股票超额收益的风险来源并没有揭示出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现。